富士康的缓冲带在哪里
郭台铭也许觉得这已经不是那个属于他的时代了——这个一度叱咜风云在多个电子制造业掀起滔天巨浪的“成吉思汗”,却对发生在帝国之内的冲突和反抗缺少解决良方。
2010年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频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血的代价撕开了这个全球最大代工制造帝国的神秘面具,郭开始失去以往那种睥睨一切的精神上的优越感,富士康开始被置于社会放大镜的严格审视下。它不仅说明,由封建式统治与现代管理体制杂交的混合体正在被自身的增长模式所反噬;而且,对中国制造来说,也预示着这类劳动密集型的超级工厂型态越来越难以为继。
最近,在太原、郑州和烟台的富士康工厂里接连发生了多起员工冲突事件和用工丑闻,富士康能够用来维持稳定的办法不多。这些群体性偶发事件的出现有着内在的逻辑必然性,那就是,劳动力的代际转移正在发生,能吃苦、少抱怨的由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的第一代正被他们的子女、对工作待遇有更高要求的下一代所替代;这是以往那种讲究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正在遭遇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那些觉醒后的工人们的反抗。依靠严密控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的手段已经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详见本期《环球企业家》封面故事《富士康围城》)
人口红利的终结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富士康在大陆的员工有80多万,但这些丑闻发生的其中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员工数太多了,而是少了。招工难、用工荒不仅出现在珠三角,现在,连富士康的内陆工厂也感受到了,这使得用工方与员工的谈判话语权越来越小。
对富士康这个制造巨无霸而言,适应时代变化的缓冲带在哪里?
一个方案是更多采用流水线自动化。过去,由于用工成本低廉,中国制造多数采用一种混合了机器生产和人工生产的复合式流水线,即在那些人工生产成本更低的环节仍保持非自动化。但未来,一旦人工成本接近或超过机器成本,选择自动化不可避免。郭已经计划在三年内将富士康生产线上的机器人规模从现有的1万台扩大到100万台,并培训普通员工使之升级为高技能工程师。
另一个可以并行实施的方案是,更多嫁接社会资源。新一代员工越来越不习惯把全天的工作和生活都禁锢在“围城”之内,富士康应该甩掉社会化服务的包袱,让员工感到他生活在城市里,而不是“只”生活在富士康的工厂里。也就是,你应该管理的只是8小时内的工人,而不是24小时。另外,可以借助工会等社会性团体来纾缓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
实现这一转变并不难,也并不晚。对郭台铭来说,越早意识到这一点越好:这的确不再是过去那个属于他的制造业的黄金时代,如果不改弦更张,紫禁城的黄昏将很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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