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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国手机出口量分析:华为中兴联想带领中国制造海外崛起

2014-03-19 00:03
姚看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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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贷款发挥的作用有多大,引起的争议就有多大。对于仍在贫困线挣扎的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而言,政府虽然有尽快发展电信业的强烈愿望,但依靠本国财政收入完成巨额的电信基础设施投资并不现实,携巨额资金而来的华为、中兴因此备受青睐。高财务杠杆支撑,加上自身强有力的执行能力,华为、中兴得以发动非洲电信市场的引擎。但这一贷款规模的迅速扩大也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抱怨,特别是在2009年国开行决定给华为300亿美元的出口贷款额度之后,批评者开始将中国企业的成功归结为中国政府财务支持的结果。2011年6月15日,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霍赫贝格(FredHochberg)就直言,华为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是它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300亿美元信贷额度的支持,这使得华为可以给顾客提供比竞争者更优厚的资费条件。

  无论是出口买方贷款,还是出口卖方贷款,虽然帮助促成了华为、中兴在非洲的很多业务,但随之而来的偿付风险不容小视。这些贷款由中国的银行提供给购买华为、中兴设备的用户,而这些用户的支付能力最终取决于当地电信市场的实际增长。现在,这一风险正在相关银行和产业链上数以百计的中小企业间互相传递,讨债已成为华为、中兴分包商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零开始

  五年之前的埃塞俄比亚,电信设备商们仍处于“春秋战国”的混战状态,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朗讯、中兴、华为等公司都悉数杀到,争夺的却是小得可怜的蛋糕——只有不到70万移动用户。“那时一张SIM卡在黑市可以炒到最高100美元,还不含通话费和15%的税,而且即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中兴通讯埃塞俄比亚分公司技术中心总监张金宝对记者说。

  固网安装就更为“金贵”。直到中兴的埃塞俄比亚项目第一期正式建成之前,整个国家能享受到固网宽带的用户只有约1400户,都是大客户、大企业;资费昂贵,比如申请512k宽带接入,初装费高达1.2万美元(以当时比尔兑美元汇率8:1计算,合9万人民币左右——编者注),月租金3000美元(合2万元人民币)。更重要的是,申请人必须通过通信部长审批才能办理。

  贵源于稀缺。2005年,渴望改变现状的埃塞俄比亚政府提出建设覆盖全国的骨干网、GSM、CDMA等计划,由埃电信(ETC)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网络供应商招标,包括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朗讯、华为、中兴在内的全球主要电信厂商都参与了投标。

  埃电信最大的难题是没钱。埃塞俄比亚2006年与中兴签署框架协议时GDP仅为151亿美元左右,是非洲收入垫底的国家。同时,埃塞俄比亚严重缺乏外汇。三家中国厂商中兴、华为、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均在此次招标中入围,最终是获得国开行融资支持的中兴拔得头筹。

  据埃塞俄比亚通信部多个部门负责人回忆,中兴当时能获得项目,除了对中兴实力本身有一定认可,其主要优越条件有三:国开行的优惠出口卖方信贷;价格足够低;愿意分享技术和培训大量本地通信人才。埃塞俄比亚最好的大学亚的斯亚贝巴大学长期没有通信专业,IT及电子政务司司长称,“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有自己的中兴或华为,就像中国一样,我认为这最多需十年。”

  据记者了解,国开行为埃塞俄比亚项目提供了15亿美元卖方信贷,贷款根据三期项目进展分期执行,中兴与埃电信、国开行三方签署了长达13年的还款协议,属于中长期贷款,其中前三年免息。所谓卖方信贷,即由出口方银行直接向出口商(即卖方,此处为中兴)提供贷款,再由出口商与进口商(此处为埃电信)另外签署还款合同。

  2006年11月8日,埃电信与中兴签署了独家供货商项目协议。整个项目由中兴为埃电信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分三期执行。执行过程犹如开荒。第一期工程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至2007年4月,第二阶段至2007年9月11日,后者也是埃塞俄比亚进入21世纪千禧新年之日(埃塞俄比亚历2000年1月1日),重点解决首都及周围13个城市紧急扩容,包括新建2259公里光缆,覆盖新增13个大城市,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千禧年计划”。

  此外,埃电信与中兴之间还有基于上述一揽子设备供应和解决方案的“工程实施协议”,包括工程安装、土建、光缆工程等项目,2007年签署的这部分合同金额约合5亿美元。

  第二阶段工程通常情况下至少需要一年半到两年,但为了按要求赶在千禧年前完成,从签合同到完成交付,中兴一共只用了五个月时间。埃塞俄比亚通信部通信司司长BalchaReba称,“中兴的建设速度和效率之高令人意外”。

  中兴埃塞俄比亚公司总经理张延猛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2006年前埃塞俄比亚电信发展缺乏统一规划,全球各大设备厂商都有参与,订单分配依赖关系。“谁关系好就给谁,今天给你,明天给他,换来换去,这也带来了质量的极不稳定以及发展缓慢。”

  一切都是从零起步。“以前运营商一般都有规划,作为设备供应商,中兴只要按运营商意见做就行了,埃塞俄比亚整个国家都没有规划,我们只有从头做起。”当时负责整个项目的中兴通讯埃塞俄比亚分公司技术中心总监张金宝说。

  争议“金融之手”

  中兴仰仗国开行贷款获得的埃电信工程,是中国电信设备商进军非洲市场融资模式的缩影。这种模式在其它行业和其它国家都不鲜见,令人吃惊的是这一融资规模在近年的膨胀速度。

  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委员、中非基金会董事长赵建平在2009年的一次大会上总结国开行对非业务时,强调要对华为与中兴的在非项目“重点支持”。2004年11月,国开行与华为签署了第一期高达1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当时刚从IT泡沫中走出的华为正实施战略转型,以非洲市场为切入点迅速抢滩海外。2005年,华为的海外收入首次超过了国内收入。

  借助强大的金融支持,华为、中兴很快扩张到了非洲大部分国家。2006年1月20日,中国进出口银行为突尼斯国家电信公司提供了5000万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用于移动智能网络的投资,承担这一项目的正是华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也是突尼斯电信选择华为的重要条件,贷款主要用于采购华为的设备和工程服务等。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西方电信企业银根抽紧,融资能力更增添了中国电信设备商的竞争砝码。这一年华为的海外收入突破170亿美元,占收入总比达到75%的历史最高点。与此同时,来自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信贷支持也达到了新的高峰。2009年,华为与国开行第一期五年100亿美元的授信协议结束,新的五年信用额度提高到了300亿美元的规模。同年3月20日,国开行与中兴签署150亿美元《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主要也是为了满足购买中兴公司设备及相关技术服务的海外客户的融资需求。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中兴提供100亿美元的买方贷款额度。

  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脚步。2010年12月,中兴获得尼日利亚国家公共安全通信系统项目4亿美元订单,随后,尼日利亚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9亿美元贷款协定。

  据《国际融资》杂志报道,截至2010年1月底,国开行对华为和中兴的贷款承诺额分别达174亿美元和140亿美元,贷款余额占两家企业“走出去”项目融资额的68%和50%。

  2011年1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云山访埃期间,专程视察了由中兴与埃电信合作建设的埃塞俄比亚全国通信网项目进展情况,称赞该项目是“中非企业合作的典范”。

  然而,这一“合作典范”实际上遭遇了国内外诸多争议,争议的核心集中于这些中国政策性银行提供的出口贷款是否为有违公平竞争的“关系贷款”(Tiedloans)。

  华为、中兴的竞争对手阿尔卡特-朗讯的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总裁,阿道夫·赫尔南德斯(AdolfoHernandez)曾公开抱怨,“出口信贷项目哪里都有,来自中国的出口信贷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的规模都很大。”

  对于外界关于华为依靠政府资金赢得市场的批评,华为负责对外事务的副总裁普拉默(BillPlummer)在2011年年中向路透社回应称,从2005年至今,华为全球销售额超过1100亿美元,而实际从国开行客户信贷中获益的业务,仅占总业务额的很小一部分。普拉默透露,自2005年以来,华为客户共使用了国开行提供的42.5亿美元出口信贷,以支持全球范围内的35个项目。其中,实际贷出的数额仅有29.9亿美元。他因此表示,“300亿美元信贷额度推动华为全球发展的说法是根本不正确的。”

  “这(合作模式)对中埃企业可以说是好事,稳定及和谐的政府关系,本就是两国企业投资、交流和贸易的基础,却总有人觉得这背后有什么特殊目的。”中国驻埃大使馆经商处参赞钱兆刚对记者称。

  在非洲几国的采访中,不少本地的运营商、电信企业和研究者都对记者提到,他们知道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来自不同行业的中国企业正在得益于这一战略的支持,而电信业是核心投资领域。

  “中国投资和北京的优惠政策大部分时候都受政府欢迎,非洲政府也迫切想要经济快速增长。但在普通人中间,中国投资并不那么受欢迎,像很多学院人士、非盈利组织、民间团体的人和商人,就批评他们对整个非洲大陆的社会和商业环境带来了巨大冲击。”南非Stellenbosch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道乌达(DaoudaCisse)说,中国投资使得本地市场的竞争加剧,很多本土企业因此倒闭。

  道乌达认为,最近几年,中国公司已极大改变了西方电信公司和本地电信公司垄断的局面。但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塞内加尔等国,很多ICT(IT、通信、电子等技术领域的统称)企业都对中兴、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抱怨有加。例如,肯尼亚的电信运营商就抱怨称,中国公司总是能赢得招标,主要是因为政府关系的干预,包括为了赢得政府性招标所采取的金融“渗透”。

  中国电信设备商的海外竞标路径大致可概括为:先参与技术竞标,以进入运营商客户的“短名单”,继而参与具体项目的商务竞标。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价格,以及设备供应商能否提供相应的融资服务,即出口信贷。基于融资支撑的超低价格的终端产品和服务,造就了中国公司极强的夺标能力。

  “最典型的就是来自中国政府给予中国企业的关系贷款。非洲国家政府或国有运营商,只有购买中国电信设备和服务,才能获得贷款。随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强大,欧美金融危机影响,来自中方的贷款成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招牌’。”道乌达评价称。

  南非运营商CELL-C开普敦项目经理TedZakrzewski对记者直言,金融融资渠道和协议,是中国企业的最大优势,也是运营商选择中国企业的第一因素。

  这种贷款在欧洲市场已经遭遇严厉的审查。2010年1月,华为支付2700万欧元(约合3940万美元)与比利时公司Option就欧盟反倾销调查达成和解。

  Option在控诉中援引,国开行2009年9月给华为授信300亿美元,但华为2009年的收入也不过220亿美元;国开行在2009年3月给了中兴150亿美元的授信,也超过了当年中兴88亿美元的收入。“这种形式的金融支持不可能在市场上取得。这些带有政策性的优惠,正是中国企业能够在价格上更胜一筹的重要原因。”Option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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