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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芯酸往事”:熬过多少苦难,才能实现追赶和超越?

2018-05-17 10:00
来源: 芯智讯

这种校友关系在清华学子朱一明的创业过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2004年,89级物理系的朱一明和85级电子系的舒清明准备创业搞芯片,找到了85级自动化系的李军,李军帮他们弄了一笔风投,并介绍给83级经济系的薛军,薛军联系到80级工物系的罗茁,罗茁掌管的基金投了200万人民币,又拉来81级电子系的邓峰,终于凑了92万美金开始启动。

12年后,这家叫做兆易创新的公司上市,市值超过350亿人民币,成为A股炙手可热的明星。

当然,校友之间也不总是这种共建社会主义的和谐局面。85级电子系的赵伟国掌控的紫光集团,在并购了77级电子系师兄武平和陈大同创办的展讯之后,不久便遭遇到高通联合大唐对展讯的狙击,赵伟国在朋友圈里痛斥“汉奸”,将矛头直指建广资产实控人,同是清华校友的李滨。

事实上,今天整个华人半导体圈子,清华子弟占半壁江山,不过考虑到规模达几千亿的国家产业基金是由75级化工系的一位校友批准推动的,所以剩下那半壁江山也得仰仗清华。

2000年之后,西雁东飞为中国半导体行业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大批机制灵活的民营半导体企业成立,尤其是在芯片的三大领域中的芯片设计和芯片封装领域,这种灵活的机制开始进入良性循环,并促使了海思、长电等一批企业率先进入各自领域的第一梯队。

而在芯片制造领域,带领300多位台湾工程师回到大陆的张汝京,也在张江打响了第一枪。50多岁的张汝京不仅说服美籍太太,把全家家从美国搬回了上海,还把90多的母亲刘佩金女士接到浦东(此时父亲张锡纶已经仙逝)。在张江北区打桩机轰鸣的工地前,张汝京挽着母亲的胳膊,一起见证了中国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厂的拔地而起。

但从2000年到2015年,摆在中芯国际面前却又是一条辉煌、艰难和血腥的荆棘山路,在这十五年里,埋葬了太多中国半导体行业诡谲和隐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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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京在中芯国际的建厂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他积累的各种资源和优势,让全世界见识了什么叫做顶级的“建厂大师”。

首先,业界声望高企的张汝京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特别是在人才和资金方面。张汝京确定回大陆创业之后,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大量人才响应他的号召,跟他一起回国。在资金筹集方面,他吸引到上实、高盛、华登(ps.芯片领域最好的投资公司)、汉鼎和祥峰等多家公司的投资,筹集到10亿美金,2003年又募集了6.3亿美金,一个人几乎抵得上一个“909工程”。

另外,据说张汝京为了突破设备禁运,找到了美国五家教会组织为他做担保,保证中芯的芯片技术不会用于军事用途,最后才拿到了出口许可,但此事不可考证,甚至连中芯内部员工都觉得匪夷所思,因此权当段子一听。

其次,张汝京深谙半导体建厂经验,按照他的理论,“不景气时盖厂最好”,而中芯国际建厂的2000~2002年,正逢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半导体低潮期,中芯趁机购入了大量的低价二手设备,并趁天津摩托罗拉工厂经营不善,以低价换股的方式买下整个工厂。以此为基础,张汝京仅花了3年就建立起了4条8寸产线和1条12英寸生产线,这个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史无前例的。

从2000年8月24日,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桩,仅过了一年零一个月,到2001年9月25日,就开始投片试产。到了2003年,中芯国际已经冲到了全球第四大代工厂的位置,崛起速度令人咋舌。

中国“芯酸往事”:熬过多少苦难,才能实现追赶和超越?

中芯国际,上海,2012年

曾经有台湾的朋友来大陆拜访张汝京,回去跟台湾媒体评价道:“Richard(张汝京英文名)连西装都没有穿,就是一件工作衫,披上件发旧的灰色毛衣,像个传教士,办公桌是三夹板拼凑起来的便宜货。张说他有一个中国半导体的宏伟梦想,他为这个梦想要彻底献身,好像甚至牺牲性命都可以,这个人不是为了赚钱才做这件事,这才是最可怕的。”

2000年,民进党上台,两岸关系开始趋紧。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对大陆的技术限制变得愈加疯狂,严禁台湾高科技公司进入内地,“国宝级”的集成电路产业更是封锁地严严实实。拥有台湾户籍的张汝京,自然成了陈水扁当局眼中的大敌,罚了他15.5万美金作为警告,并要求他在6个月内撤资,而张汝京也是毫不示弱,直接宣布放弃台湾户籍,与台湾脱离关系。

台湾当局毕竟没有跨海抓人的能力,所以它们的处罚并没有阻止中芯国际飞速发展,真正的威胁来自张汝京的老对手台积电。由于在建厂初期,张汝京聘请了超过100多位来自老东家世大半导体(当时已并入台积电)和台积电的工程师,这引起了台积电的警惕,他们开始着手默默收集中芯国际窃取台积电技术的证据,等待在关键的时刻给予中芯国际致命一击。

2000年底,台积电公司里一位叫做刘芸茜的女士,收到中芯的加盟邀请后,准备离职奔赴大陆。时年53岁的刘芸茜在台积电内部担任的是“质量和可靠性项目经理”一职。在办理离职手续期间,她收到一封来自中芯国际首席营运总监Marco Mora(意大利人)的邮件,邮件中要求她提供一款产品详细的工艺流程。

此事后来被台积电知晓,马上报告台湾警方。台湾警方反应迅速,立马搜查了刘芸茜在新竹的家,扣押了她的电脑。在电脑硬盘里,发现了Marco Mora写给刘芸茜的那封邮件和部分台积电内部资料,以及她向中芯发送这些资料的邮件记录。

2003年8月,在中芯国际即将在香港上市的关键时刻,台积电出手了。在美国制裁中兴的十四年前,大陆半导体行业最惨烈的一战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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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汝京被父母带着登船撤向台湾的差不多同一时间,17岁的浙江宁波人张忠谋也在上海登船,与家人挤在一个狭窄的舱房里,启程前往香港。

张忠谋在香港待了几个月,就马上申请去了美国哈佛大学,成为全校1000多位新生中唯一的中国人,后又转学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58年,张忠谋加入德州仪器,一路做到公司的三号人物,而1977年入职德州仪器的张汝京,名义上跟张忠谋有8年的“同事”关系,但跟媒体炒作的相反,两人在此期间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1985年,张忠谋辞去了德州仪器的高薪职位,回到中国台湾,担任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而在此之前,五十多岁的张忠谋从来没有在台湾长期居住过。1987年,张忠谋创办了台积电,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等到张汝京也从德州仪器辞职回台时,张忠谋已经像日本的盛田昭夫一样,成为台湾地区的工业民族英雄。

2000年,张汝京的世大半导体被台积电突然收购,这是他第一次跟张忠谋的正面交锋。对世大这个快速崛起的竞争对手,台积电用50亿美金的代价,干脆利落的并购掉,将威胁消灭于萌芽中。而到了2003年,在对待张汝京的第二家创业公司时,台积电的手法就没那么客气了,尤其是这家公司还位于蕴藏巨大需求的中国大陆。

2003年,搜集好证据的台积电突然袭击中芯国际,起诉地点也很有讲究,选在了美国加州,要求赔偿10亿美金,而2003年中芯的收入仅有3.6亿美金,这基本上就等于打架往死里招呼的意思了。

官司拖到2005年,中芯已经疲于应付,选择了与台积电和解,变相承认了“不当使用台积电商业机密”,并赔偿1.75亿美金。在《和解协议》上,台积电的法务团队大显神威,设置了一个“第三方托管账户”,中芯必须将所有技术存到这个账户里,供台积电“自由检查”,从根本上限制了中芯国际的发展。

但事情根本没有完,一年半后的2006年,在中芯国际准备融资的前夜,台积电再次出手,指责中芯国际最新的0.13微米工艺使用台积电技术,违反《和解协议》。对此中芯反应强烈,坚决否认自己侵权,并准备了大量证明自己无辜的证据。由于台积电还是在美国加州发起起诉,张汝京选择了在北京高院反诉台积电。

这一安排非常高明,并出乎台积电的预料。由于大陆的审理时间早于加州法院,如果台积电选择积极应诉,那么就必须晒出自己掌握的证据,这样就给了中芯在加州法院那头应对和反驳这些证据的时间。中芯的律师对此信心满满,认为在“主场作战”,虽然不一定能赢,但最起码能获得些许腾挪的空间和时间。

但可惜的是,2009年6月,北京高院驳回了中芯的全部诉讼请求,官司根本没有进入到审理环节。3个月后,加州法院开庭,台积电再次胜诉,中芯国际被迫付出更大的代价:在1.75亿美金的基础上,再赔2亿美金,外加10%的股份。事后,台湾媒体得意地称:“我们从此控制了大陆芯片业的半壁江山!”

在接到律师通知的那一刻,张汝京在电话前放声痛哭,第三天,他便引咎辞职,离开了为之奋斗了9年的中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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