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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接受德国电视纪录片采访纪要

2019-09-24 11:44
科技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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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记者:任先生,您被视为中国的乔布斯,华为在中国被视为一个伟大的企业,怎么做到的?

任正非:第一,我不是乔布斯,因为乔布斯对人类贡献非常大,他创造了移动互联网,而且他在哲学上追求完美。我没有特别精湛的技术,只是提了一桶“浆糊”把十八万员工粘起来一起奋斗,他们奋斗出来的成绩就扣在了我头上。我在哲学上信奉灰度,信奉妥协,“白”与“黑”之间有一个妥协是灰度。乔布斯是追求极致的,我们两个性格上很多不一样。我没有他那么伟大,所以不能叫乔布斯,这不是谦虚,是真心不认为自己伟大。

记者:我们还是可以得出结论,华为是一个全球性的巨人,华为生产设备成为互联网的骨干?

任总:是的。

2、记者:您是1944年出生,7个兄弟姐妹中最年长,出生在中国南方一个贫困的省份,当时您的父母做什么的?

任正非:他们都是乡村教师,在贵州一个偏远贫困的少数民族山区任教。我母亲是小学校长,父亲是中学校长。

3、记者:您成长的年代当时非常困难,50年代末期中国经历了大饥荒、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时您有哪些记忆?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任正非:我从小到大,最大的记忆就是吃不饱,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最大的梦想是想吃一个馒头。晚上睡觉做梦想是不是有个馒头吃,并不是追求好好学习,将来有什么发展机会。我从小到大不知道零花钱为何物。在高三时,母亲终于和我谈话,答应每天给我5分钱的零花钱,我觉得好自由。

4、记者:大概二十年前左右,您写了一篇介绍您父母的文章,我们看了文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是“饥饿”。

任正非:1959年-1962年左右主要是“饥饿”,中国经济1963年-1964年开始恢复,“饥饿”已经不是主要名词。中国经济恢复以后,政治上开始往左的方向转移,开始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主题跟我个人思想不吻合,我是一心一意钻研技术的人,一点都不懂政治,突然社会政治狂热起来了,我完全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

文化革命中,我也想跟大家一起上街去闹闹,去游行示威。但是我父亲作为走资派被打倒,被关在牛棚,那时中国把不是监狱的禁闭方式叫关牛鬼蛇神,把这种房子简称为牛棚。所以,我就没有机会参加那些活动。2001年写《我的父亲母亲》这篇文章时,突然回忆起来才发现,这么一个那么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亿万红卫兵运动,我居然不是红卫兵。为什么没有参加红卫兵?一方面是大的组织不要我参加,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够好。小的组织我也不愿意去,就游离在外面。

记者:为什么当时红卫兵选择斗争您的家庭呢?

任正非:因为我父亲是师范专科学校的校长,文化革命是从学校校长、老师开始的。我父亲虽然是党内高级知识分子,但政治身份和工农干部不一样,工农干部很纯洁,他们从山沟沟里走出来,没有接触过社会,历史非常清白。高级知识分子从旧社会走过来,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优先挑出来被打倒的对象。

5、记者:您大学时候学的建筑工程,怎么参军了呢?

任正非:因为周恩来总理引进了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的化纤设备,要调很多地方队伍建设这个工厂,但是地方队伍因为文化革命完全混乱了,建设化纤厂的地方生活又非常艰苦,都不愿意去。周恩来只好调军队去建这个厂,但军队没技术力量,地方上也没有哪个单位愿意出工程师给军队,军队就把我们这些懂一点技术的“半坛子水”学生重用了。

就这样,我有幸走入了现代化工程,有幸走入了军队。

6、记者:1976年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那个时间您在做什么?

任正非:1976年,毛主席去世时,我还在建设辽阳化纤总厂,这个工厂刚刚启动没有多长时间。

7、记者:那时您入不了党,当时党员要求非常高,而您因为父亲背景的原因,一直到1978年才入党?

任正非:1976年毛主席去世以后,华国锋主席粉碎了四人帮,中国的政治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过程中,国家开始强调发展科技,强调人的劳动贡献。因为我在辽阳化纤厂建设中有发明,用数学方法推导了一个仪器,这个仪器当时中国没有,国外的也不一样。于是这个小发明在当时历史时期被夸成大发明,国家就让我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大会期间,别人在开党员会议选举代表团党委,我在花园里散步,组织机构看见了就批评我怎么不参加党员会议。我说:“我不是党员”,把对方吓一跳。在那个时代,不是党员,连炊事班班长都不能当;国家这么重要的会,不是党员怎么能参加呢?他们并不认为我不合格,否则不会穿过重重屏障参加国家会议。于是他们就给我们兵种司令员打了电话。

所以,我从全国科学大会回去以后,部队讨论我入党的问题。那时候,我父亲的地方检举材料有很厚的一摞,部队认为等到地方做出结论以后再批准我入党太慢了,部队自己组织重新调查一遍我父亲的历史,然后跟我谈话,告诉我:“你父亲哪几点有问题,哪些没有问题,记住以后档案中只有哪几点有问题。”那次对我们家历史终于搞清楚了,没有多大问题。重新再讨论我入党问题的时候,在支部层面还是有阻力的,那时思想很传统,但是上级要求我入党,就入党了。

入党前,兵部指派一个记者叫许国泰来考察我。他调查完后给我们师政委汇报说,在调查我的时候,叫我跟他出去散步,我说先换个衣服。他跟着到了我的卧室,我在床下找袜子,闻闻哪个衣服袜子不臭就穿哪个,男孩都比较懒,换了衣服袜子就扔在地上。他看见我这么尽心地钻研技术,告诉师政委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师政委也说愿意做介绍人,这样就突破了支部压力的屏障。三十多年以后,我再次遇到许国泰,他才告诉我当年代表中央去调查我个人历史和表现时的情况,否则我不知道这个秘密。

就这样,我才突破屏障,加入了共产党,走进时代的潮流。

8、记者:1978年12月,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接下来四十年,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这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任正非:首先,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我们听了很多前辈做报告,包括陈景润。当时我们听得泪流满面,太感慨了,国家终于承认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儿子”,邓小平讲话中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场欢声雷动,我们是工人阶级了,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很兴奋。邓小平提出要“五天工作,一天政治学习”,以前政治学习太多了,政治学习要减少一些,我们也非常高兴。

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决定要开放改革。其实当时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并不深,不知道这是划时代的改革。只是觉得声音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有一种兴奋感,国家要搞建设了,我们能够使劲好好干活了。以前需要“又红又专”,我是不够红的。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理解,当时我们年轻、对政治不敏感,随着国家一天天变化,才知道一个理论、一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对这个国家的改变是翻天覆地的。我们当时真的不理解 “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扇扇翅膀,就会让德克萨斯下大雨”,仅仅只是感觉中国要变了。

9、记者:随着中国的改革和大裁军的决策,您也转业了?

任正非:中国1978-1982年之间,很重要的事情是“拨乱反正”,让过去混乱的局面逐渐稳定下来。稳定下来以后,邓小平要大裁军,其实从中央到地方,并不理解邓小平为什么要裁军。78年我听过罗瑞卿的报告,他去世前三个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做报告说,“我们迎来了难得的十几年和平时间”,他认为,未来十几年不会打仗,应该抓经济建设。他检讨了65年把中国国防科研体系拆成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七机部,其实削弱了国家力量,但是很快他就下台了,无法改正了。十年以后,他重新恢复工作,检讨了他在文革前的错误,认为现在走向和平建设了,军队发展要停下来。但我们并不理解这些话的含义。

十二大的时候,国家决定要裁掉一大部分部队,主要是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当时我们被认为是“杂牌部队”,先裁杂牌部队,保留正规军,一下就把我们裁掉了。裁完之后,财务报表显示军费还增加了,裁掉的这两个部队是赚钱的。后来继续裁百万野战军,军队从五百万、四百万、三百万……一步步降下来,现在还在减少军队编制,支持国家经济建设。今天明白了,当时我们是想不通的,因为好不容易熟悉军队、熟悉这个工作,换一个工作,当时我们在思想上还是有一点抵触的。

10、记者:您是1987年创立华为,国家之前也启动了相应的政治改革。但是,要做一件事是一回事,现实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在朝市场环境发展,当时创立华为最初的经历怎么样的?

任正非:第一,1984年到深圳来以后,我发现自己根本适应不了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我们是从军队一下子跳到市场经济,思想还停留在传统,社会已经变成市场经济思想。军队是讲为人民服务,这里做事为什么要赚别人钱?觉得公司都在骗钱,明明买来10块钱,怎么卖给别人12块钱?这是第一个不适应。第二,我在辽化做自动控制系统,是比例、积分、微分这种模拟控制系统。到深圳前沿以后,发现世界已经开始变成电脑时代,这两种方式完全不一样,我发现怎么也跟不上青年人,这是第二个不适应。第三,对人过于信任。军队本身命令就是信任,以为社会上是这样。

当时,我在一家国有企业二十多人的小公司做副经理。副经理没有决策权,今天来一个办公室主任,我不知道;明天一个人做什么职务,我也不知道;他们不一定向我汇报,但是事情做错了,都要我承担责任。那时我也犯了很多错误,相信别人,就把钱先给了别人,最后没有拿到货,被别人骗走了200万,后来我追款追了一年,绝大部分追回来了。我办小公司赚了钱以后,也替原来的公司还掉了一小部分外账。

这个事件对我最大的教育是什么?我没钱请律师,也没钱送礼。我自己阅读了大量法律书籍,基本把法律书籍都学了一遍。明白了,市场经济就是货源、客户、交易,货物交付到客户的中间就是法律。

记者:您那时破产了,被迫创立公司?

任正非:不是破产,是别人不要我了,我需要另外寻找工作。正好深圳鼓励进行科技创业,我觉得也可以试试。在旧体制下,我没法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不如自己建立一个公司,自己想什么,自己做什么,好坏自己承担。所以,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去做一个民营高科技企业。

当时注册资本要两万元,那时我的所有转业费加起来只有三千元,就找人集资。其实有些人集资只是出了一个名,没有出钱,真正资本不到两万元,应该在一万六千元左右就开始创业了。其实是逼上梁山。如果当时政府给我一个小官,也许我就不会创业了,走官场的路,最终做到一个处长就退休回家钓鱼。逼上梁山以后,只好走向华为创业,只有这么点钱。

刚开始公司就一、两个人,货物要运回来,不可能租车,只有自己扛着一包包的货物往公共汽车上搬。货物装卸时,我搬20公尺放下来,再去搬另外一包,20公尺、20公尺……搬到马路边,再扛到公共汽车上。那时曾经是我在中国是顶级红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都占,不进第三梯队才怪,突然变成个体户,社会上讥讽很多。我一包包货物扛到车上,售票员很好,允许把货运到南山蛇口,我卸下来,再20公尺、20公尺……,否则看不见会被偷的,一包包再搬上楼去。所以,这是逐步的发展。

11、记者:在创业初期,有什么样的突破,认为华为的生意是能做成的?

任正非:公司成立初期,我们主要是做代理,帮别的公司卖机器,中间赚一点佣金,慢慢积累到有一、二十个人。经常是汽车到了,我们每个人都像搬运工一样,扛木箱卸货到仓库,客人要货时,我们再去装货。在三十年前,我们是以代理为中心的。

后来,香港鸿年公司跟我们接触以后,考察了我的个人历史,找很多人调查我的历史。当时我还很生气,他们把过去的一些事讲给他们听后,考察完的结论,认为我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他们就给我授权:“广州仓库里有价值一亿的货物,你可以去提货。货物卖了以后,钱可以先周转一段时间,再还给他们。”他们给我的底价也比较合适,我们通过卖货物回款,中国当时正在快速发展,很需要这些物品。香港鸿年公司对我们很信任,公司老板原来是一位很优秀的学者,叫梁琨吾,由于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开始得到了逐步发展,积累了一部分资金。

12、记者:那时美国应该是您所进入通信行业中蒸蒸日上的国家,您第一次去美国是什么时候?

任正非:1992年。

记者:我看了您写的《赴美考察散记》这篇文章,2019年读这篇文章也挺有意思的,您对于美国当时有非常多的敬佩之情,而且把自己放在比较弱势的地位,包括华为的管理。当时您看来,美国是充满希望、充满前途的国家,是吗?

任正非:是的。对于美国的了解,我在文化革命中也有一些阅读。当时,解放军有一个代表团考察了西点军校,《解放军报》有对西点军校的连载描写,对西点军校的作风,我的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们在早期建设公司时,是学习西点的风格来管理的。当然,我们是一个生产企业,不可能像军队那么不讲成本。

我到美国以后,亲眼看到了美国是什么样了,以前我们没有出过国门。开放改革以前,我们还以为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受苦受难,就我们吃饱肚子,别人没有吃饱肚子,需要我们去解救,这是当时我们对世界还是这样的理解。当我们走出国门一看,才发现只有我们才是贫穷的,别人都不贫穷,才知道社会是什么样子,思想上有了一个开阔。

第二,我对美国的创新精神、创新机制的推动有很深的感慨。有一篇文章叫《不眠的硅谷》,硅谷人为了奋斗,在车库……通宵不眠,当然硅谷今天还是这种精神。我们吸取了一些精神力量,我们也要艰苦奋斗,也要努力,从简单开始逐渐走向中高端。

从年轻时候直到今天,我对美国都是很崇拜的。尽管今天美国打压我们,将来我们重新在“喜马拉雅山顶”再次相遇时——我把科技高峰形容为喜马拉雅山顶,美国带着咖啡、罐头……在爬南坡,我们带着干粮爬北坡——我们在山顶相遇时,我决不会与美国“拼刺刀”,会相互拥抱,终于为人类数字化、信息化的服务胜利大会师了。我们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不要这么狭隘。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这种狭隘,才有这么多客户信任我们,我们今天是打不死的。希望你过几年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那时我们再喝一杯庆功酒。

13、记者:你们所处行业第一次的危机在2001年前后,很多西方公司面临着重大危机,华为当时怎么挺过来的?

任正非:IT泡沫危机发生时,我们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危机,公司基本濒临崩溃了,内外交困。外部来说,我们对客户负责任的能力低,在IT泡沫时期,大公司把所有好零部件买光了,我们只能买一些差的零部件做了产品卖给客户。公司内部也出现很大危机,2002年时,内部很多人偷走知识产权、挖走公司的人,去创办其他的公司。

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召开了400人的高级干部大会,学习了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战争论》里面有一句话:“什么叫领袖?要在茫茫的黑暗中,把自己的心拿出来燃烧,发出生命的微光,带领队伍走向胜利。战争打到一塌糊涂的时候,将领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用自己发出的微光,带领队伍前进。”好,现在该我们把心拿出来,照亮队伍前进,巩固队伍信心。

第一件做出的结论,就是把客户所有的烂设备换回来,要十几亿人民币,那时我们已经穷的揭不开锅了,还是要换回来,从此赢得了客户的信任。第二件事,我们选取了一个很正确的战略,叫“鸡肋战略”。泡沫经济时,北电在光传输上投入过猛,设备跌价不值钱,如同没有肉的鸡肋。我们选择了光传输这个不值钱的鸡肋,别人不做我们来做。我们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努力终于做到了世界第一,现在我们在光传输和光交换上绝对领先,很难有人短时间再赶上我们。我们现在提出了将来要做光子计算机。所以,我们是及时开了干部大会,整顿了思想,让留下来人继续好好干,然后选择了最不赚钱的事,渡过了巨大的危机。

14、记者:尽管您本人对美国充满了敬佩,现在来看,华为和美国之间有一场持久战。从2005年开始,美国的一些政客就视华为为危险,您能够解释一下吗?

任正非:美国政客不代表美国,因此我将来对美国的情感还是一如既往。对美国的政客,我也不恨他们,为什么?他们拿着“鞭子”抽着华为,提醒我们要努力奋斗,我们只要不努力奋斗,就会把我们打垮。这点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没有外部的压力,内部就缺少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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