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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美国通信产业的失败,不要归罪于华为的崛起(附受访全文)

近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了任正非接受BBC故事工场纪录片采访的纪要。

任正非在采访中表示,今天美国在通信产业失败,不要归罪于华为的崛起,是美国自己走错了路。90年代,世界无线通信崛起时,美国是世界最伟大的科技强国,它强制性推行CDMA和WiMAX,就像今天美国在全世界动员大家不要用华为5G一样,到处动员其他国家用CDMA和WiMAX。世界潮流3GPP是正确道路,美国自己走错了路,导致美国通信产业没落了。第二,在CPU问题上,美国X86领导世界,它有很大的机会窗,它应该更加开放合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人工智能加进去,帮助它去占领更多的数据中心。但是没想到世界出了另外几个CPU的群体。华为今天正式发布鲲鹏CPU生态体系,这样美国被迫要有竞争。

以下为任正非接受采访全文:

1、BBC“故事工场”纪录片制作人Nicola Eliot:BBC今天录这个节目不仅仅要了解华为在目前处于怎样的境地,同时希望了解华为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怎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成功的原因有哪些。所以,我们会把历史不断往前推。第一个问题,您作为工程师,当年参与建设了辽阳化纤厂,当时的工作条件怎么样,给您带来了哪些经历?

任正非:辽阳化纤厂是中国当时确定的一个重点建设项目,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从油头到化尾的成套化纤设备。当时中国经济比较困难,政府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穿上一套化纤衣服而引进了这套设备,中央领导非常重视。

当时中国地方工程队伍都不愿意去这样艰苦的地区承担工程项目,中央只好调军队去做这个工程项目。军队进入这个地方时,主要是很欠缺技术上的人才,我们这些刚刚离开学校没有多久的人就成了人才,好赖比不懂的人懂一点。

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是,东北缺少吃的,全年都是杂交高粱米,那时冬天半年都吃腌的大白菜和萝卜,主要问题是没有肉,很少一点点油,老百姓每个月只有三两油,我们是一斤,条件很艰苦。二是,几万部队突然进入荒山野岭,没有房子住,所以要搭一些简易的房子。那时候不像现在搭简易房子这么容易,那时很难,冬天地基没有做很好,房子沉降开裂,冷风可以进去。

生活很艰苦,但是我们担负的工程非常先进,自动化程度很高。

2、Nicola Eliot:您研制成功空气压力天平,这个发明所需的知识,是你在辽阳时通过读书获得的,还是从其他地方获取的?

任正非:这种设备法国是有的,我们有专家在法国看见过,他给我描述了这个仪器大概是什么样子。于是我先从数学来推导整个仪器结构,包括一些偏微分方程。我曾去请教过东北大学的李诗久教授,请教我的数学推导是否正确,有没有可能成功。这位数学教授给予了肯定,认为能成功。

我回来再继续设计整个系统。这个仪器最主要是为了检验法国进口的仪器仪表用,当时中国不具有这样的检验仪器,所以做了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成功时,中国刚刚粉碎四人帮,开始重视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我个人认为,我的发明只是一个小发明,谈不上多么重大,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别的人发明,国家就把我那时的小发明捧成了大发明,给了大英雄的荣誉称号。

3、Nicola Eliot:是否您在辽阳的经历促使您在44岁时创立了华为?

任正非:44岁创建华为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经验的,是盲目下水的。我们离开军队以后,走入市场经济,非常不适应。我们和西方退役军人走入市场经济还有很大区别。因为西方军队虽然不完全是市场经济化,但社会是市场经济化,他们耳濡目染都会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因此他们从军队退役到企业去工作有一定的适应性。

我们完全是不适应的,因为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出来的,军队一分钱都不能赚,都是老老实实的。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到市场经济后,十块钱买来的货物,要卖十二块钱?肯定是骗人家的。当然,那时我们不知道有运作费用、财务成本、税费等,不懂这些,所以到地方来非常不适应。甚至连什么是超市这个名词都不懂。

如果说创业之前有什么经验,那就是年龄,总比年轻二十多岁的孩子经历的风浪多一些。

4、Nicola Eliot:因为创业存在这么大的风险,您又没有相关知识,为什么还是决定创立了华为?

任正非:其实我们已经是无路可走,由于我那时工作做得不好,别人不要我了。深圳科技局说,你原来是搞科研的,现在可以来搞科技企业。我们自以为搞一点技术还可能,所以走上这一条路。今天看来,当时是太无知了,因为无知才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就没有退路,退回去只能靠劳动力再发展,因为任何资本都没有了,我转业的费用全部用光了。

5、Nicola Eliot:有一些报道说,您在军队里待过。对此,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任正非:70年来,中国退伍的军人有5000多万,退伍军人都要再就业,我是其中的一个。美国所有退役军人也要再就业,这是一样的。离开军队以后,我与军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民用业务。外界这种推测没有什么道理。

6、Nicola Eliot:您刚才提到在创立华为时的资本问题,如果创业失败,就没有任何资本,只能从零开始。当时用了多少钱创立华为?

任正非:华为创业注册资本是21000元人民币,当时我们家的转业费只有3000多元人民币,所以我找了几个人集资。后来公司发展到小有规模时,他们要退股,要分公司很多钱,他们通过法律诉讼手段获得很大赔偿。他们都退出去了,公司就变成我一个人的公司,我就开始把股份逐步分给员工了。当时退股的法庭判决都在公司有记录存档,你们可以去看看这些记录。这里没有国家一分钱,就是几个人凑的钱,我自己不可能有21000元这么多钱来创业。

7、Nicola Eliot:当年在中国市场转售交换机的企业有几百家,但是绝大多数没有生存下来,华为凭什么能够通过转售香港公司的交换机而生存下来?秘诀在哪里?

任正非:第一,我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客户为中心”,宁可员工多吃一点苦,一定要维护客户利益,这样客户基本上能接受我们。那时可能还不止几百家公司,能够生存是因为中国庞大的市场实在太供不应求了,就连落后的东西都会有人购买。

那时我们去代理销售香港鸿年的交换机,当时它在模拟电子技术中还算比较好的产品,我们自己也比较努力,积累了原始资本。然后,我们并没有消费到自己身上,而是用于再投入,再建立服务体系,改善客户利益。

2000年,我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当时租了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生活。想象一下,十几年前我还没有房子住,福布斯还说我是大富翁,不能理解。

我父母亲都没有得到很好照顾,父亲在街上买了过期饮料喝,导致拉肚子而去世。福布斯说我很有钱,母亲问钱从哪儿来的,她很担忧,在菜市场往家走的时候被汽车撞死了。处在那种历史阶段,我们把所有原始积累都投入到未来的发展中,从这点来说和别的公司不一样,别的公司赚了钱就去消费了或投资其他领域了。

第二,我们对供应商很诚信,卖的钱及时还给这些供应商,供应商相信我们,有时候就会把货优先给我们,这样解决了没有资金、先买进再卖出的问题,使华为在发展中扩大了一些可能性,在这方面,香港的鸿年公司对我们的成长是功不可没的。

8、Nicola Eliot:后来华为开始自主研发技术,自主研发蕴藏着很大风险,为什么华为会决定去承担这么大的风险?

任正非:在我人生受到挫折的时候,就是我在深圳国营企业工作时被坏人骗走了钱,因为打官司请不起律师,我自学了很多法律书籍,包括欧美法律、大陆法律,就准备自己做律师去打官司。这段经历我明白了两个道理,市场经济一边是货物、一边是客户,两边要交易,中间就是法律。

我知道永远不可能掌握客户,只能掌握货物,怎么办?我们要研发。另外,我们最早代理的交换机是BH01,珠海一个小公司的产品,它看我们卖得好,就不给我们供货了,就像现在美国的实体清单一样。

后来有人给我们介绍,我们转向卖香港鸿年公司的HAX机,卖得很好的时候,它们也不供货了,逼着我们自己做通信产品。我们就在这样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下,走上了自主研发的道路。

在华为公司经营有起色后,我也帮原来工作的公司偿还了一部分债务。

Nicola Eliot:如果当时自主研发没有研制成功,潜在风险在哪里?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任正非:因为那时我们无路可走,根本没有想过“研制不成功会怎么样”,还是相信我们会研制成功。那时是模拟通信设备,并不是很复杂,所以我们还是有信心的。第一阶段是从宾馆酒店用的40门交换机开始,40门成功以后,我们就有信心研制100门交换机,后来是200门。应该说,我们是一步步往高处走,并非一次就做出大产品。

9、Nicola Eliot:最开始华为转售别的公司的交换机,后来开始自主研发交换机产品。请问华为自主研发交换机产品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

任正非:当时我们所有人的知识都是读一本南京邮电学院的教科书,是陈锡生教授写的。大家读教科书来做交换机。

10、Nicola Eliot:那时候中国的电信市场是由西方公司的产品所主导,华为是如何突破当时市场格局的?

任正非:那时我们根本不具有与西方公司竞争的可能性,最主要还是从给招待所、小酒店使用的小交换机开始起步,而且是模拟交换机,逐渐做大,积累很多年以后,才开始能做数字式交换机。

11、Nicola Eliot:当时,由于华为没有选择投资CDMA技术,失去了很多机会。CDMA技术后来成为中国市场的主流技术之一。如果现在回头来选择,华为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吗?你们会投资CDMA吗?

任正非:这是一段历史。从2000年开始,中国在无线通信标准(CDMA、GSM……)的选择上,都是处在矛盾之中。由于当时国家不给中国电信发无线牌照,他们就把在日本淘汰的PHS技术,在中国做成了小灵通。我们当时判断小灵通可能会赚很多钱,但是没有前景,就没有做。CDMA我们做了,但是没有做IS-95这个落后体系,我们做的是1X。但是中国市场招标只要IS-95,不要1X,所以我们落选了,没有获得中国市场的选择。这两个对我们来说是挫折。

从2000年到2008年国家决定上3G,这八年期间,我们决定无线的路线时,我个人精神很痛苦,几近崩溃。

因为我坚定不移走3GPP、GSM、UMTS道路,不走那两条路。我不怕来自外面的压力,外面怎么压我,我都不怕,还是坚定走下去。我害怕来自内部的压力,内部不断有高层写信、写报告给我,“你这个决策错了,会葬送华为公司的”。

那八年,我是度日如年,这个决策没有其他人承担责任,必须要我自己承担选择的责任。那八年看到别人赚大钱,我们不能赚钱,看到我们自己比别人困难多,外面大量文章都是讽刺挖苦我们的,万一我真的错了怎么办。八年以后,中国终于发放3G牌照,一下子把我们的能量释放出来了。当时,并没有觉得我们胜了,只是压力减轻了,我们的设备可以用了。

当时我们在中国市场没有机会时,就把大量精力投到海外,开始海外市场的很多年,都见不到客户,更不要说合同了,挣不到钱。那时正是中国假羽绒衫。。。。。。假货卖到俄罗斯去的时候,俄罗斯邮电部长说了一句话“中国有什么高科技?除了假货,什么都没有”。我们背负着自己的产品,还要和中国卖假货的人混在一起,让客户认同我们,这个时期很难。

但是如果不打开海外市场,我们在中国又没有市场机会,就会面临更加困难的情况。当时我个人长年累月在非洲、拉丁美洲出差,家庭往来和联系非常少。

对这段历史我很懊悔,因为小孩正在成长时期,希望爸爸带着玩游戏、躲猫猫,我没有做。我好不容易从海外回来,累得喘不过气来,就躺在床上睡觉。所以,我与小孩没有好好交流,但这是为了生存,为了活下来。

2000年左右,海外才开始有人买我们一点点设备,给我们一点点合同,才有机会体现华为的服务精神,慢慢客户就接受我们了。那时我们谈不上“优良”两个字,我们还达不到和西方公司一起竞争的水平。非洲为什么能接受我们?因为战争,西方公司全跑光了,非洲要设备,我们就可以卖给非洲。还因为瘟疫、极端环境。。。。。。,我们能卖一些产品,积累了一些海外的成功经验。

今天我们提拔干部,都是要求在非洲等海外艰苦地区工作过,用的是美国军队对军官的考核标准,“上过战场、开过枪、受过伤”来确定干部有没有被提拔的资格,海外成功经验必须是一个指标。否则海外的人艰苦奋斗回来,都让在“花前月下”的高素质干部把官职夺走了,这样的价值评价体系不行。

这种循环虽然不一定最好地使用了优秀人才,但是构建了第一批坚强的队伍。所以,今天我们的队伍很坚强,美国这么强的打击,我们公司不仅不垮,还士气高涨。

失去中国市场机会的这段时间,我们走向海外,但是回来以后,中国又走向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又具备了从海外调一些优秀将领回来“杀回马枪”的机会,又在中国重新获得成功。

12、Nicola Eliot:我们之前看过报道,1998年的时候,华为几乎把全年利润的一半拿出来聘请西方咨询公司。当时主要向这些公司寻求哪方面的建议?为什么向西方学习获取这些建议,对华为来说这么重要?

任正非:最早创业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一个人,然后不断进来一些人,根本就没有规则。比如我说“你涨多少工资”,就定了,当然会有利于一些人,也会伤害一些人。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需要起草非常多的文件来规范公司,但我没有起草文件的能力,我个人在军队从事技术工作,没有从事过管理工作。但是我们必须要前进,所以还是起草了很多文件,但觉得这些文件不规范,不利于华为成长为大公司。

那时我们认为华为应该可以成为大公司,所以请了IBM、埃森哲。。。。。。几十个顾问公司来给我们做顾问。顾问费每个小时是680美元,那时我们员工的工资每月只有5000多元,相当于顾问一个小时的工资。但是为了明天,我们必须要向人家学习,要承认人家的价值。

我们派了很多人学习,当时学习的人中也有不好好学习的,有些投机分子以为学了就可以怎么样,看到别人在市场上升官,做了一半就走了。所以,有很多东西没有完全做到底,这是一个缺憾。

但是有一个项目学到底了。IBM对于我们的财务和审计进行咨询时,当时孟晚舟还是一个“小萝卜头”,她做了项目经理,二十多年和IBM等顾问接触下来,把财务做得很好,而且超越顾问的指引,管理水平、标准更高了。

现在华为的财务质量水平应该比很多西方公司高得多。现在有一些大顾问公司和我们说“不要一分钱来做顾问行不行”,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还要给他们讲课,还费劲。

我们自始至终向西方公司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不断进行优化。今天美国打击我们的时候,大家看到华为公司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因为大量系统已经接受了这个体系,能够自己理解,自己融汇。大量向西方学习,从今天看来是正确的。

13、Nicola Eliot:您刚才提到华为在海外市场的发展策略,首先从相对欠发达的区域(比如非洲、印度)开始发展业务。取得成功之后,为什么在2003年您会考虑把华为卖给摩托罗拉呢?

任正非:因为我们自己预判,按照当时发展的状况,我们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迟早会和美国对抗,那时美国一定会打击我们。希望卖给摩托罗拉,就是为了戴上一顶美国的“牛仔帽”,公司还是几万中国人在干,也是体现中国人的胜利。

资本是美国公司,劳动是中国人,这样有利于在国际市场上扩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卖给摩托罗拉,当时谈好的价格是100亿美元,已经签了所有合同。

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我们有一部分人想将来去做拖拉机,当时中国拖拉机厂正处于崩溃的时候,我们想把洛阳等所有拖拉机厂买下来,当时中国的拖拉机1000美元一台,但是有问题,总漏油、发动机不耐高温。我们用向IBM学习的IPD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把拖拉机价格提到2000美元。我们不可能颠覆汽车产业,但可以创造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王国。

第二,绝大多数人继续走通信道路,戴着摩托罗拉的“帽子”,可以打遍全世界。都是光荣的。但是,这件事情可惜没有成功。

我们预测“迟早和美国交锋”是正确的,现在交锋了,实体清单禁止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卖给我们,甚至墨西哥的麦当劳都不卖给我们,很极端。

我们自己美国公司的东西也不能用,我们员工也不能与我们美国公司的员工讲话,否则就是违反美国实体清单。这种极端情况,我们当年判断会出现,现在真出现了,我们有预防,所以没有什么恐慌感,能应对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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