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二万字的任总采访，我感觉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上，算得上是科学天才的有一个杨振宁，算得上是商业天才的有一个任正非。”经济学家张五常如是评价华为董事长任正非，在他眼中，这位年过七旬的中国企业家，确实当得起“伟大”二字。

而在大洋彼岸，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其罕见地在公开的演讲中，针对5G，针对华为，提出了“这是场一定要赢的战役！”在他眼中，华为是美国的敌人，必须“杀死”华为。

任正非带领的华为，眼下正因为一纸禁令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拿中兴试刀13个月之后，美国政府不再遮掩，直接向华为刺出了尖刀——其强度，其烈度，前无古人。

在5G压境之际瞄准华为，美国的选择虽出乎意料，却实在情理之中。

集国家之力狙击一个企业，发生在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始作俑国。是美国变得“不自信”，还是5G技术太重要？

其背后，是中国从1G的空白，到2G的跟随、3G的追赶、4G的同步，再到如今5G的领先，中国用了40年实现了通信技术的崛起。

华为居功至伟。

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如今，华为在3GPP的5G标准数量全球占比达20％，一骑绝尘，成为行业中唯一能够提供5G端到端全系列产品解决方案的厂商－－－它将相当大程度上决定全球标准。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球第二大电信基站设备提供商、全球出货量前三的手机厂商，强大的华为已经成为高科技领域美国历史上少有的竞争对手，让一向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利坚，不惜顶着“滥用国内法”的标签出手制裁。

以安全之名，无所不用其极。

“断粮”

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外国竞争对手对美国信息通信技术的威胁，已使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特朗普的这项行政命令援引《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以下简称“IEEPA”），授权总统在美国经济面临威胁的状态下管控商业。特朗普便是根据这项法案给予了美国商务部长否决涉及他国信息通信技术或服务的权力。

毫无疑问，所谓的“外国竞争对手”，就是华为。

特朗普援引的IEEPA法案是1977年12月生效的一项“年轻”法案。其首次生效是卡特总统以行政令方式授权处理伊朗人质危机，冻结有关国家的政府或外国公民的资产。“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也曾据IEEPA授权财政部调取与恐怖活动有关的金融交易和资金流通信息。

虽是一项针对经济威胁的商业管控法案，但事实上，在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历时长达20年的美日钢铁、纺织品、汽车、半导体等经贸摩擦中，美国从未使用过IEEPA。

反倒是近年来，IEEPA被美国政府调用的情况愈发频繁，大多数是由于战争、动乱、恐怖主义威胁、侵犯人权、跨国犯罪等事件。

如今，在中美双方并未出现军事摩擦的情况下，美国祭出IEEPA来针对一家中国民营企业，这一举动提升了华为事件的高度。

既然“有法可依”（必须得提请大家注意，这是美国的国内法，也是典型的强者逻辑），美国商务部立即便以有违美国利益为由，将华为及其70家附属公司纳入实体清单。这意味着，没有美国商务部的许可，美国企业将不得向华为供货。

“实体清单”犹如美国的一柄珍藏利剑，要么不出，一出必见血光——它曾让中兴在四天内进入休克状态，并最终以超20亿美元罚款并接受美国为期十年监督为代价，换得一线生机。

中兴之鉴，犹在眼前。

然而，对于美国来说，中兴只是一场练手。时隔13个月之后，美国终于将刀挥向萦绕在心中已久的“终极假想敌”——华为。

实体清单也有其硬币的两面。

在制裁他国企业的同时，对于美国本土企业同样是一次冲击。这一点或许在中兴事件中并不明显，但是华为的影响力决定了美国企业也必将为政府的决定付出代价。

实体清单出台的当天，四成营收与华为挂钩的光学元件供应商新飞通暴跌20．63％，创下近4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而另一家美国光学元件领域巨头Lumentum也下跌了超过11％，跌至6个月来最低点，据《福布斯》数据显示，来自华为的订单去年为该公司贡献了11％的营收。

其他收到通知停止供货的半导体供应商如赛灵思、英特尔、高通、博通等，股价也都受到了制裁令的影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如果失去华为，美国的科技企业将损失110亿美元。

显然，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场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围堵，其影响将波及全球供应链甚至全球贸易。或是因此，美国政府随后又将禁令的生效时间延缓了90天，给华为及其商业伙伴时间来升级软件以及处理一些合同义务问题。

但是，这并不难解决华为的供应链危机，目前，已有部分企业已遵照禁令对华为“断供”。

谷歌率先“断供”，暂停支持华为部分业务。而近日，英国芯片设计商ARM也表示，其设计中包含美国原产技术，因此也会受到特朗普政府禁令的影响，暂停与华为之间的业务。另据媒体报道，高通、英特尔、赛灵思、博通等厂商也正在准备遵守禁令暂停与华为的业务往来。

禁令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供应端，甚至波及了华为的产品销售。

微软网上商城和百思买购物网站已下架华为的数码产品，而在美国之外，日本的三大运营商推迟华为P30系列手机的上市，沃达丰也暂停在英国的华为5G手机预订……

面对如此困局，任正非在采访时表示了对美国供应商的理解，在他看来，美国企业不能不遵守法律，美国企业与华为共命运，都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大家多为美国企业说话，要骂就骂美国政客。”

据任正非在采访时透露，目前华为的部分美国供应商已向美国商务部申请批准。

只是这份批准并不好拿。

美国供应商如果要对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华为供货，第一步要拿到许可证，第二步要对许可证进行再审核——证明出口商品对中国军事能力没有实质性贡献后，还要获得美国商务部、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财政部等组成的“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一致同意，才能将其从名单中移除。

也就是说，解禁要过两道关，一道经济审核关，一道政治审核关。

如此看来，“实体清单”并不是没法破，只是其中充满了美国政府的“主观意志”，华为究竟是否有威胁也全在“一念之间”。

应战

事实上，在华为，未雨绸缪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早在7年前，任正非便已“预演”过今日的局面，也许正在这个意义上，张五常会将任正非称为“伟大”。

“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安卓系统不给我用了，芯片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为了这个可能出现的危机，任正非在2012年成立了专门负责创新基础研究的“诺亚方舟实验室”。

在《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只为渡“末日”，解救人类。

随着华为的“闪电”成长，竞争态势越发紧张激烈。而实际上，自2018年下半年起，华为便开始屯粮迎战。

首先，华为放宽了对供应商的认证审核，以应对出货量的增长。在关键元器件上，对外，华为进行了提前备货，将库存周期从半年拉长到两年；对内，加大对海思的投入，在手机领域已经达到70％的芯片自给率。

此外，华为还对部分供应商提出了本土布局的要求。据《日本经济新闻》消息，华为曾与台积电进行协商，或将其部分芯片生产转移到台积电南京工厂，为其提供10nm制程芯片。

只是，任正非此前并不认为美国针对华为的动作会如此快展开，“我年初判断这个事情的出现可能是两年以后，因为总要等美国和我们的官司法庭判决以后，美国才会对我们实施打击。”

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事件将华为的危机提前。事件发生时，孟不仅是任正非的女儿，更是华为的副董事长。

2019年春节，华为便开始与时间赛跑，很多员工连春节都没有回家，打地铺加班——中国消费者在为网路上为华为的5G突破骄傲时，华为内部正在被巨大的危机感包围，开始为随时可能出现的“定点打击”抢筑碉堡。

如今，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华为“断供”危机正式爆发，华为必须正面迎战。

突围的先锋部队来自于受冲击最大的半导体领域，华为麾下大将“海思”。

在行政令发出的第二天，海思总裁何庭波便以一封内部信扬起了战旗。在信中，何庭波回忆道，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美国技术封锁，华为在多年之前便作出了应对极限生存的准备。

“数千海思儿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为公司的生存打造‘备胎’。数千个日夜中，我们星夜兼程，艰苦前行。当我们逐步走出迷茫，看到希望，又难免一丝丝失落和不甘，担心许多芯片永远不会被启用，成为一直压在保密柜里面的备胎。”

如今，曾经假设的极限生存成了现实，海思所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多年心血和努力，挽狂澜于既倒，确保了公司大部分产品的战略安全、大部分产品的连续供应。”

任正非认为何庭波过于高调，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不要瞎喊口号，我们只是一个企业。”

海思的崛起，有迹可循，印证了任正非的“不喊口号”。

作为掌舵人的任正非，一直都心怀危机意识。

千禧年之后，华为的路走得并不顺利。中兴和UT斯达康依靠在小灵通业务上的投入，快速逼近华为。而任正非为了避开“机会主义者”的陷阱，否决了小灵通计划，大举投入了在全球还没有商用的3G。正是这一决定，让当时的华为被按在地上“摩擦”，巨大的研发投入，让华为在2002年迎来了自己的首次亏损。

无线没产出，3G大规模投入，全靠有线网络的华为在国内市场的日子一度非常难过。2002年底，华为派出精兵强将出征海外市场，踏出了华为无线走出去的第一步。

如今回看，正是当时看来无法短期盈利的3G业务，奠定了华为如今的竞争力。

2003年底，华为整体营收达到了317亿元，将中兴等竞对甩在了身后，而昙花一现的小灵通与UT斯达康如今都已经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搏出生机的华为，开始腾出手来发展新业务。2004年，华为将成立于1991年的华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独立为全资子公司，取名海思，专注于半导体业务。

海思成立的这段时间，CDMA风头正盛。

但是，技术壁垒和高通的高额专利费，还是给了GSM市场空间。联发科此时推出了一套“拎包入住”式的GSM解决方案“Turnkey－Solution”，在其基础之上，任何厂商只要装上屏幕和电池，就可以生产手机。

巨大的利益面前，深圳华强北的各类作坊都开始生产起了山寨机，引发中国市场对移动设备的需求井喷。被山寨机的疯狂之势裹挟，华为一边在海外为欧洲运营商生产定制机，一边在2006年也启动了GSM智能手机TURNKEY解决方案的开发。

板凳要坐十年冷，造芯之难，超乎想像。

海思成立之初，每年投入4亿美元进行芯片研发。直到2009年，海思才生产出了一个GSM低端智能手机的TURNKEY解决方案，搭载的是自家研发的第一款处理器K3V1，采用落后的110nm工艺和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

这是一款华为自己的手机都不愿意用的处理器，其性能之差可见一斑。

终端和芯片的分离让华为意识到不能简单复制联发科模式，华为有自己的终端，便应该让芯片和终端进行有机结合。

2012年，华为发布了K3V2，改用ARM架构、40nm工艺和安卓操作系统，搭载在自己的华为D1四核手机上。时至今日，英国的ARM公司早已经成了全球智能手机都绕不过去的知识产权（IP）提供商，毫无争议地垄断了这一市场。

相比K3V1，K3V2已经成熟了许多，但和同时期的高通旗舰处理器仍然不在同一水准，严重的发热让华为D1手机被戏称为“暖手宝”。

芯片的迭代赶不上手机的迭代，此后的两代华为手机仍继续采用了K3V2芯片，不难想象，D2和D3手机的结局都很“凄惨”。

“做得慢没关系，做得不好也没关系，只要有时间，海思总有出头的一天”，在颇具华为“狼性”文化的何庭波带领下，海思并没有泄气，而是咬着牙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