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起来很牛”

　　“中国制造”总能最迅捷地跟紧行业变革的步伐，却未能引领潮流。

　　“中国制造”从深圳开始。早在1970年代末，深圳的蛇口便在改革派地方大员袁庚的带领下，搞起了“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彼时，珠三角尚不具备产业链的概念，即便是最初级的原材料也基本上是进口，而深圳只出厂房和人力。

　　在接下来的30多年中，“中国制造”开始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拓展。深圳和东莞以及长三角地区的苏州，在电子、纺织、五金、食品等领域开始形成了“产业链”—但仍是不涉及核心元部件的产业链。

　　在一台看似简单的路由器中，芯片组的成本超过总成本的30%，其中关键芯片基本上是进口的。以高端路由器为例，其关键芯片主要来自于美国的Broadcom和Atheros两家企业。而很多中国制造商还必须从经销商手中拿货，也就是说，经销商还要吃掉一部分利润。

　　除芯片外，高端路由器的耐热材料也必须进口。“一台路由器每天开24小时，一年就是8000多小时，只有国外材料才耐热、稳定。”刘伟强无奈地说，在整个产业链中，中国路由器制造商获得的利润还不到美国芯片商的一半。

　　追赶不易

　　目前，国内手机制造业对高通芯片的依赖超乎想象。资深电信业专家项立刚说，中国手机的3G高端芯片和4G的主流芯片多为高通制造。所谓“中华酷联”以及小米等国内手机厂商，也都是高通芯片的主要客户，其采购量占据高通芯片全球销量的30%以上。

　　为何芯片是“中国制造”的痛？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打好“基础”。李俊说，所谓“芯片”其实就是一块集成电路。其生产步骤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设计，第二步是晶元件生产，第三步是封装。

　　在设计环节，其“硬性门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但在关键的晶元生产环节，在大陆却很难找到一家合格的工厂。因为晶元工厂的要求高，投资大，民营资本不敢投，也投不起，而国有大企业有钱，却不愿投。

　　从世界工业的发展历史来看，每到产业技术或业态发生变革的节点，“后来者”就有了超越“领先者”的机会。以汽车产业为例，日本人曾效法美国，却后来居上。中国作为最大的移动设备生产国，目前还看不到重演历史规律的可能性。

　　不过，“中国制造”的优势并不在于技术，而是基于人力优势的拼价能耐，一直以来，通宵达旦的廉价工程师、流水线上不分昼夜的工人，以及广深公路上深夜疾驰的货柜车司机才是“中国制造”强大竞争力的最好注脚。李俊所在的企业有数百名工程师，年出货芯片组超过3000万（几乎等于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年销售总数的1/30），其中70%出口。出口的方式是，由珠三角的集成商或者品牌商组转成整机后，销往欧美、中东、拉美和非洲等地。

　　“中国制造”就如同是一场流水宴席，“70后”的创业者、“80后”的工程师、“90后”的流水线工人，都将成为过客。当青春消逝，还能留下什么？

　　黑寡妇华为“土狼”变形再出发

　　在外界眼中，短短二十多年间蹿升为全球老大，华为就是一匹“土狼”，其神秘形象一度还被西方竞争对手称为“黑寡妇”。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最近的内部讲话中却表示华为一直是“乌龟”，同时他还提到华为是“宝马”，有可能追上“特斯拉”。华为正着手改变形象。

　　2014年1月30日，爱立信公布了2013年第四季度及2013年度全年财报。根据财报，在2013年，爱立信净销售额2274亿瑞典克朗（约合353亿美元），与2012年持平；净利润122亿瑞典克朗，同比增长105%（约合18.6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