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集成创新”的概念引起业界高度关注。“中国不能再只是针对技术点进行创新，我们需要像苹果一样，需要系统性、集成性、团队性的创新。”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邓中翰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科技产业要坚持集成创新，并且要允许失败。

　　自主创新需要什么土壤？

　　我们现在要像苹果一样，有这样的魄力，需要在这种系统性的、集成性的、团队性的创新上下功夫，并且要允许失败，而且这种失败我们要有体制来保障。

　　你从去年“两会”期间呼吁建立《自主创新法》，到今年再度提出推动《自主创新法》。这一年，这项议案有哪些实质性推动？

　　邓中翰：《自主创新法》是基于我多年来归国创业至今体会提出的，我认为我们国家的自主创新需要一种新的机制，这需要新的法律来保障。《自主创新法》提案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温家宝总理、吴邦国委员长的关心，提出后得到了30多位人大代表的签署同意，成为了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正式议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产权战略，提升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保护、管理能力”。《自主创新法》的提出也是对政府工作报告的体现，依法办事，保护知识产权。除了保护通常意义的知识产权，还要保护自主的知识产权，包括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建立的国家标准和相关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自主创新法》强调以法律的形式保障自主创新的成果，这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体现？

　　邓中翰：建立《自主创新法》，我们就应该明确保障自主创新人员的股权，明确他们的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要从国家标准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层面，甚至贸易摩擦的层面对其进行保护、立法。《自主创新法》既涵盖了各种权益的问题，又涵盖了科技体制创新的问题，也反映了我们国家未来大的方向是依靠自主创新来实现科学发展。通过之后，今天很多成功的公司也可以在自主创新上得到更多的优惠，甚至国家的保护。

　　今天各地包括高新区、中关村示范园区都在尝试以无形资产入股作为新的激励政策，这种政策其实没有直接的法律可依，因为公司法和工商法要求必须以钱来入股，无形资产入股还不是法律。所以我想要让自主知识产权入股，推动自主创新就应当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主创新法》。

　　现在制订自主创新法的瓶颈，可能就是我们研究得还不透，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比如，怎么把企业跟院所融合起来，而不是分离开。

　　我国应怎样培育科技创新的土壤？

　　邓中翰：首先，我们要持之以恒地追求原始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压力，可能来自于公司员工，来自于股东，也可能与当前的市场需求相悖。但是只有坚持原始创新，才能真正的实现我国科技产业的腾飞。我们呼唤和需要为了长期的发展目标，顽固追求原始创新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科技走在世界前沿。

　　其次，我们需要营造创新的文化和氛围。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商业模式、服务以及技术都是来自于外国，很多公司往往希望能够借国外成功的东西在国内复制，能够最快的赚取到国内的钱，或者交换一些产业获得GDP的增长。这样的氛围对于我国的科技创新是十分不利的。在未来一定要建立一个整体的积极的创新机制，要培养一种鼓励创新的精神，同时要培养一种支持信任、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氛围，没有这种氛围就很难被市场认可。

　　再次，我们要坚持集成创新。我们现在需要像苹果一样，有这样的魄力，需要在这种系统性的、集成性的、团队性的创新上下功夫，并且要允许失败，而且这种失败我们要有体制来保障。

　　让产学研体制真正与自主知识产权相结合，使得自主知识产权最终转变成经济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起完善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模式。

　　中国企业在科技创新之路中曾提出过著名的“产学研”发展模式。你则强调科技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为什么？

　　邓中翰：目前不少企业规模大、技术强、管理先进，具有很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完全有能力在国家重大项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解决科技和经济融合的问题，必须通过具体的企业来执行，建立以企业主导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提升重大集成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前沿基础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建立企业主导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鼓励企业共同出资开发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对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项目政府要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这就是我建立中星微电子，在中关村创业借鉴硅谷机制，结合国家意志，开拓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一个生动的体现。

　　英特尔、微软，他们的实验室是开放式的创新，这对我们有何借鉴意义？

　　邓中翰：国内和国外的体制，还是存在一些差异的。国外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为主体的创新，它的产学研做起来很容易。美国基本上没有独立的研究机构，没有纯粹庞大的实验室，都是在企业的整个预算情况下来主导做事情，美国是市场经济衡量的。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走过去的，科技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使得很多科研成果无法直接服务于经济发展。

　　我们现在之所以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就是要改变。让产学研体制真正与自主知识产权相结合，使得自主知识产权最终转变成经济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起完善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模式。

　　此次“两会”期间，您的建议中还有一项是“要加大对高端芯片技术的重视和扶持力度”。您怎么看我国芯片产业未来的前景？国家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重视和扶持？

　　邓中翰：我们国家一年进口1400亿美元的芯片，是我们单宗商品进口赤字最大的产品，超过天然气、铁矿石，这对于我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的产业，尤其是我们的电子制造业，没有自己的芯片，是没有办法保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我在受中国工程院委托、参与撰写未来20年国家中长期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计划书过程中提到，如果在“十二五”和未来“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连续四个五年计划，加大力度，在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一些关键领域投入的话，我们是有可能到2030年解决现在1400多亿赤字的问题。即使不能全部解决，50%也一定能够解决。

　　结合今天我们的一系列点状突破，有可能快速地做弯道超车，能够在未来的二十年成为集成电路的大国和强国。

　　中星微的蜕变

　　从2006年到今天的视频感知领域，中星微投入到新技术的研发有8个多亿。

　　中星微这几年在技术创新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邓中翰：我从2006年开始考虑中星微未来发展的突破口，中国高科技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突破口，最终选择了视频感知。

　　我们今天提供的视频感知方面的芯片、设备、整个网络产品在内的新业务在中星微的总体业绩里面大概只有15%，但到今年年末我们预计将会占到30%-40%。

　　通过持续在视频感知技术、物联网等领域的投入和布局，中星微是否计划从芯片公司转型为集成创新的公司？

　　邓中翰：从2006年到今天的视频感知领域，中星微投入到新技术的研发有8个多亿。基本上可能1%-2%来自于政府对中星微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支持的资金，其余98%-99%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

　　近年来，中星微在视频感知方面连续几年加大投入和布局，正在从一个纯粹瞄准国际市场的芯片公司，转型为从芯片到系统的集成创新的公司，并且将自己在芯片领域的技术应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视频监控和物联网、视频感知。

　    中星微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如何深化自主创新？

　　邓中翰：首先，从过去单一做芯片，走向整体集成的创新。其次，从纯粹的数字多媒体、可视通讯领域，进一步扩大视频感知、安防产业以及物联网产业中去。再次，从纯粹的国际模式，发展到围绕国内的战略新兴产业建立自主供给、自力更生的商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