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进者的崛起

一

不同于复读机、MP3、MP4的“爆款”芯片商，在2004年从华为独立出来的海思半导体，在一开始外销芯片的时候，选择了SIM卡芯片。

这种芯片技术门槛不高，而且当时已经有一些国产设计商在做了。等海思把芯片做出来，SIM卡芯片已经从10美元跌倒了不到1美元，海思最终不得不直接放弃。

此后的三年，海思外销芯片收入为0，而任正非定下的目标是3年外销40亿。

吸取SIM卡芯片失利的惨痛教训，海思随后选择了安防监控芯片和IPTV芯片，这两款芯片技术门槛和市场门槛都比较高，且都以视频编解码为核心能力。

安防监控和IPTV，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消费电子范畴，这两个品类的市场结构里面，国产安防厂商在当时已形成自己的品牌，且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IPTV则是一个受广电、电信主导的市场。

在上述领域，海思一上来对抗的就是德州仪器、博通等外资巨头，为了对抗这些实力雄厚的外资巨头，在一开始，海思就选择了支持当时最先进的H．264视频编解码技术，以不至于芯片研发出来就落后于市场进度。

2007年左右，安防监控的DVR和IPTV机顶盒刚刚兴起，依托于华为自身的电信关系网络和过硬的技术，海思分别拿到了大华和广东电信的订单，成为了头部市场玩家的供应商。

海思的崛起，与瑞芯微、炬力、全志一样，都抓住了产品、技术升级换代的节点，实现了业绩的迅速增长。在海思之后，中兴于2015年底拆分了其IC业务，成立了独立的中兴微电子，目前也开展了多元化的外销芯片业务。

海思一开始就是面向高标准、高要求的品牌客户，品牌客户越做越强，海思也会趁势而起，双方互为良性循环。同时，海思要做“白牌”（山寨）市场是很容易的，因为技术上高维打低维，有了核心的视频编解码芯片，海思要把其他东西集成进来就比较容易。

几乎在海思崛起的同一时期，深圳的IC设计公司汇顶科技，正在苹果引发的触控芯片浪潮中掘金。

汇顶科技的创始人张帆，在电子科技大学念完书后，参与了国家主导的北斗卫星系统工作。在体制内工作一段时间后，张帆在1993年南下深圳，搞过低压电器，卖过台制芯片。2002年，张帆出来创建了汇顶科技。

作为一个完全民营的公司，汇顶在一开始过的并不好。

王凯告诉CV智识，深圳绝大多数IC设计公司，因风险资本不是特别发达，多是民间筹资而来，尤其追求快速见到利润，今年成立，明年就要赚钱。欠着亲朋好友的钱，经营的压力尤其大。

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深圳有相当一批公司从事低端的IC设计工作。

深圳作为进出口重镇，总能最先接触到国外最为先进和时兴的芯片产品。在这些产品中，晶体管数目少、或是工艺简单的芯片，会被以“反向设计”的方法率先突破，一个私人老板带一两个人，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做了。

而这样容易操作、见效快的事情，也导致了一堆小公司都扎堆在低端的芯片产品上。电源管理芯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做这个产品的公司太多，价格战打得太凶，以至于最后大家都维持在一个很薄、大约5％的利润率水平。

汇顶在成立之初，做的是固定电话产品，但还没干几年，这个市场在2005年就萎缩了。为了生存下去，汇顶也给小家电做触控IC的产品，服务于段永平创建的步步高，但是步步高后来也不干这个了。

凡是日后做的名声响的珠三角的IC设计公司，都要和段永平或者段系公司扯上关系，这是广东商业界的一个奇观。作为南中国基业长青的消费电子集团，段系公司总能抓住每一个消费电子的风口，不盲目跟风，让自己陷入红海市场，也不盲目投机，让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

新生的IC设计公司，却没法像步步高这般进退有据、稳健从容。在成立之初很长一段时间里，汇顶科技惨淡经营，草创时期的人才纷纷流出。

汇顶的转机，同样来源于苹果公司掀起的消费电子风潮。初代苹果手机的发布，掀起了安卓阵营的电容式触控风潮。2010年，在香港往深圳的一班车上，张帆的合伙人恰好认识了坐在旁边的联发科工程师，汇顶由此和联发科搭上了线。

当时，联发科不自制触控IC，而是考虑投资外部一家公司完成布局。在联发科看来，汇顶的创始团队“务实、不乱吹牛”，汇顶虽小、但向来注重技术投入，且在触控IC上有研发自己的IP。最重要的是，汇顶争取客户“颇为狼性、不搞定不罢休”。这几个原因帮助汇顶最终搞定了联发科390万美元的投资。

联发科在功能机时代即是IC设计的霸主，有了联发科的加持，汇顶如虎添翼。2011年到2013年，汇顶的触控芯片出货从600万颗增长到了1．5亿颗。在电容式触控IC面临增长瓶颈之前，汇顶及早投入指纹识别IC，由此取得了持续的业绩增长。

2016年，汇顶上市，一举成为A股当时市值最高的芯片公司。凭借智能手机触控的准确卡位、和联发科的加持，后进生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崛起，超越了炬力、全志、瑞芯微等一众老将。

基业长青的梦想

一

珠三角IC设计公司诸强，与白牌（俗称山寨）和国产品牌，是深圳制造生态的一体两面。

今天的珠三角IC设计诸强，分两派。

海思、中兴微为一派，在最早成立IC部门之时，两家公司都是从产业链整合、降低成本、避免被卡脖子的角度来考虑，系统芯片、通讯芯片是服务于其主营业务的，后来两家公司的芯片业务都独立了出来，且发展出了强大的外销芯片业务，表现出较强的高维打低维的特点。

炬力、瑞芯微、全志、汇顶等为一派，他们主力追踪消费电子潮流，表现出相当强的“一代拳王”的特点，成长性受下游景气波动。

深圳的南山科技园，聚集了广东最多的电子产业链企业。但是从南山科技园走向全世界的，寥若星辰。在IC设计业，最终只有海思走了出来，向全球霸主发起挑战。

海思的成功，早已脱离了中国市场的语境。凭借华为强大的全球销售网络与研发部署，海思芯片实际上是在技术与市场的全球最前沿搞芯片，而不是以一个模仿者的姿态在中国的红海竞争中苦苦挣扎。

这样巨大的成功背后，是昂贵的赌注与尝试。深圳大多做IC设计的厂家，做到一年大几千万营收、几百万利润就很满足，不愿再行投入研发，做冒险的尝试。这也注定了，大多数芯片公司只能在中低端的价值链苦苦挣扎。

那些将收入做到十亿级别的IC设计公司，则需要数年冷板凳式的研发与挣扎。全志的团队在炬力浸润有十多年，汇顶在研发出触控IC的爆款前沉默了七八年，眼看着时髦的电子潮流，却与自己无关，这需要相当的定力。

但是，在做到十亿级别之后，考验才刚刚开始。还可以的公司止步于此，此后便维持在一个水平的收入，增长乏力。

要做到基业长青，需要像华为海思这样的“异类”，或被逼成“异类”。

深圳的电子产业链企业走出了许多世界级的企业，但不是每一家都会像华为一样，一开始就规定自己每年要用10％的营收来搞研发。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向外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了阵痛，反思下来，最终发现，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才能保证他们的竞争力。

正是这种“异类”精神，最后才能让珠三角的芯片公司从华强北的陷阱中走出来，迈向基业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