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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信息方兴未艾,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

2021-01-05 14:46
本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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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国际量子光学界

毕竟国外20年前就开始做了。跟着做想赶超?太难。

90年代初,郭光灿接触到一个新词:量子信息。他想,这可能是个突破口。

可他连“经典信息”都不清楚。怎么办?啃!

他请来中科大信息学院的教授,从“0101”开始跟学生们一起学起了编码。“啃”完整本书,他们找到一个题目:量子编码。

“量子性很容易受干扰而被破坏,叫做消相干;后来有人提出用编码的办法,保护信息不受干扰。但是量子的编码,很难:开始是11个编1个,后来9个,7个。有人证明至少5个编1个。”

编码好像已经被前人做“到头”了,学生们有点士气不振。

“不会,这个领域刚刚开始,现在遍地是黄金,好好找,肯定能找到。”郭光灿坚信。

后来证明他是对的。当时所做的编码,其量子比特是独立的消相干,“我们来一个集体消相干会怎样?”

还真算出了名堂。“集体消相干”更省事:他们把不会消相干的特殊量子态称为“无消相干子空间”,只在需要的时候再把会消相干的量子编码到这个态上,来避免出错。在国际上,人们称之为“量子避错编码”。

“量子避错编码”成为三种不同编码原理之一。

1997年,郭光灿把这一成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PRL),震惊了国际量子光学界:中国居然在量子光学上有这样的成果。

当时,马里兰大学一位中国学者在开会时遇到国际同行,总会被问:你认不认得GC Guo?

这位学者说:“这真让人骄傲。”

“中国人是能够超过他们的”

郭光灿的研究组,他或他的学生每周都要做报告,介绍最近关注的动态,丰富大家的思路。一次,郭光灿介绍了量子克隆。

一个量子信息不能克隆成两个一模一样的量子信息,叫做量子不可克隆。

有人就说,克隆不成功也可以,一个克隆成两个,跟原来的相似程度,叫保真。保真度小于1,就不一样;保真度等于1,就完全一样。

“我们就提出一个新的克隆原理。克隆机成功克隆一个信息,留下来;不成功的丢掉,成功的最大的效率是多少?”

他们算出来这个极限,并命名为“段-郭界限”。这个界限不可逾越,否则违背量子力学,也称为“段-郭界限不可逾越”。

这是他们发表在PRL的第二篇高水平文章。此时,郭光灿在国际上该领域已经小有名气。

“量子概率克隆”的一位审稿人惊讶于郭光灿组的成果,感慨:我们怎么就没想到?

对此,郭光灿淡然:“我们中国人是能够超过他们的。”

还有一则故事。

2000年,郭光灿研究组凭借“利用光腔制备两原子纠缠的方案”研究再次引起世界侧目。后来,法国科学家Serge Haroche用实验证明了这一理论。

他在实验成功之后给郭光灿发了一封Email:祝贺你,我们在实验上把你的方案做成了。

十年之后,Serge Haroche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国的声音

量子信息方兴未艾,对国家来说,仅靠一个研究组是不行的。

中国的量子科学落后于国际前沿20多年,如何尽快步入世界前列、实现赶超,一直萦绕在郭光灿脑海中。

其时(20世纪90年代)对“量子信息”争论还很多。“包括后来在量子信息领域做出贡献的人在当时都不理解,觉得‘不靠谱’。那时基金委主任后来告诉我,当时很多人认为不行,就你一个人坚持。”郭光灿回忆说。

“我想了各种办法,去吸引国内更多年轻人从事这个领域,让领导和学术界能够更了解这个领域。”著述《量子光学》教程,在《物理》杂志写科普论文,参加会议……郭光灿奔走呼告。

郭光灿著述的《量子光学》教材

1998年,郭光灿组织量子信息香山科学会议。他致信钱学森,提出我国应该以“两弹一星”精神推动量子信息的发展,抢占先机。

“这个领域太新太小,当时我还挺天真,就想找全国最牛的,邀请钱老做香山会议的主席。”郭光灿回忆说。

是年,钱老已离不开轮椅。但他很快回了信,“你说的都很重要,我很支持你。”事后,郭光灿听说钱老动员国防科技大学去调研量子计算机。

郭光灿后来找到王大珩(后者在香山科学会议第98次学术讨论中担任执行主席)。王大珩专于经典光学,但他触类旁通,马上意识到了量子信息研究的意义,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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