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宇、GoldStar和现代都在进行VLSI晶圆厂的投资，三星也不例外，而且有额外的激励措施。1083年，他们开始生产个人电脑，SPC－10001．三星制定的垂直整合目标使得它们自己的DRAM必须具备足够的吸引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把制造工艺从5微米改进到2．5微米，将晶圆尺寸增加到130毫米，并充分研究VLSI技术。1982年1月，他们在水原新成立的半导体研发中心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可行性研究。

有了一些VLSI知识的积累，1983年初，三星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市设立了“前哨站”。 其主要目标是竞争性研究，寻求DRAM技术的许可，并将之作为招聘和培训美国半导体人才的中心。

找一家可以开放技术许可的公司并非易事，日立、摩托罗拉、NEC、德州仪器和东芝都让三星的许可请求吃了闭门羹。最终，向三星伸出友好怀抱的是美光科技，它在1983年6月份同意向三星授权它的64K DRAM设计。除了设计，三星还从Zytrex获得了高速MOS制造工艺的许可。

就这样，三星从零起点到交出第一课64K DRAM只花了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它最终于1983年对制造的DRAM器件进行样产。之后，三星在1984年10月份制造了美光设计的256Kb DRAM。后来，为了摆脱高昂的许可费用，大胆而又刁钻的三星利用其圣克拉拉研究团队反向设计了美光的256Kb DRAM，并于1985年7月份对全新的“自有”器件进行了样产，然后在Giheung的一个2微米工艺的新工厂开始生产256Kb的DRAM产品。

这是三星迈向全球最大的内存芯片生产商的第一步，正是这一步，使得三星在1993年成为了全球内存芯片的头号生产商，这距离它第一次流片第一颗DRAM器件只有短短的十年时间。在DRAM领域的巨大成功，为三星利用VLSI技术制造其它芯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对于三星成功执行下一个消费设备计划至关重要。

开发移动设备困难重重

正如大多数其他市场的移动热潮始于汽车电话一样，韩国的情况也是如此。韩国移动通信服务公司（KMTS，后来被称为SK电信公司）于1984年4月推出其0G无线电话网络，到年底时已吸引2658名用户。

三星于1983年开始涉足移动无线研发，投入了大约40名工程师。除了KMTS 0G网络之外，他们没有其它可供使用的网络。他们再一次奉行拿来主义原则，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对东芝的汽车电话进行逆向工程。最终拿出的设计是1986年生产的三星SC－100汽车电话。这个产品充满了大量的质量问题，团队成员纷纷退出，最终只剩下十个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成员。福兮祸兮，祸兮福兮，这种尴尬的局面给了团队领导人Lee Ki－Tae一个激励，他后来购买了10部摩托罗拉的手机进行基准测试。

为了迎接1988年首尔夏季奥运会，韩国KMTS正在将其网络升级到1G蜂窝网络，打算于1988年7月部署AMPS基础设施。这个计划给了三星足够的时间，让它能够认真仔细地剖析摩托罗拉的设计并对其进行逆向工程，使得它可以在下一次推出汽车电话之前了解AMPS。

三星创始人李秉喆没有参加奥运会的庆祝活动，1987年12月1日，李秉喆去世不到两周，他的儿子李健熙接管了庞大的三星帝国。起初，三星的管理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家公司实在是太大了。处于婴儿期的手机部门几乎没有引起公司高层的注意。

三星的SH－100手持式1G手机于1988年首次亮相，它的最终销量不到2000台，主要面向贵宾销售，而且质量也很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失败的循环重复了好几次：推出新的三星手机，同样质量糟糕，销量同样是令人失望的只有几千台。

在手机无线电频率工程领域，三星走入了暗区。

早期大量出现的制造和设计问题让韩国本土消费者对三星的手机设计及其生产能力充满了怀疑，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也与日俱增。作为一家外来品牌，摩托罗拉占据了韩国一半以上的手机市场份额，堪称当时手机质量和设计的黄金标准。作为一家本土品牌，主场作战，三星的份额只有区区几个百分点。

在RF技术方面，三星的拿手好戏－逆向工程－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反向设计只能告诉团队有限的信息。相比之下，逆向工程出来一个收音机或者电视机之类的无线电接收器比较简单，但依然具备一定的挑战性。而要设计出一个复杂的、应用微型化技术实现既包括无线电接收还包括无线电发射的设备，比如模拟制式的1G AMPS手机，就非常复杂了。最终的质量问题可能来自于器件、布局、装配、调整方法任一方面及其组合。

然而，三星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制造质量问题，而是严重的设计缺陷。据说，在山区徒步旅行时，三星员工看到另外一名徒步的旅行者在使用摩托罗拉的手机打电话，该员工到了同一个地点后，打开手机却发现，自己携带的三星手机在这里没信号。无论这是真人实事还是有所演绎，它反映的场景却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韩国有三分之二的地带是多山地形。

最初，研发工程师无法应对被称为多径的RF效应，所谓多径效应，是指信号反射地形和建筑物会使得不同三星手机的信号会以不同的强度、以稍微不同的时间到达接收器。多径问题是很多三星手机通话质量不佳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意味着需要重新设计手机天线、改善手机天线和主板电路板之间的物理连接，并增强硬件的信号辨别能力。

更换管理层 三星手机迎来新生

三星在手机业务上的挣扎，以及三星电子消费品业务不断出现的问题最终引起了李健熙的注意。1993年年初，李健熙访问洛杉矶，在一家电子产品零售商的商店中发现，三星的产品被隐藏在货架后架的“仿冒品”区。李健熙非常不满，于是开始反思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三星实行低成本、大规模生产和逆向工程战略，为公司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很强的执行能力。但是，到了九十年代，这种曾经发挥巨大作用的战略却削弱了三星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其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正在取代韩国成为更低成本的电子产品制造商。李健熙仔细观察了日本对这种情势变化的反应，并深入研究了消费电子产品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转向和过渡。

李健熙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压力和紧迫感，他开始寻求外部帮助。他找到了后来成为京都理工学院教授的Tamio Fukuda。根据李健熙和他的高级幕僚团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Fukuda准备了一份全面的回复 － 现在被称为Fukuda报告。1993年6月4日，Fukuda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当被问道设计是什么时，Fukuda写道：“［设计］不仅仅是创造产品的外形或颜色这些外观，而是从研究产品的便利性开始，通过增加附加值，形成或利用文化活动来创造一种新的用户生活方式。”

Fukuda的建言让李健熙下定了决心推行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情。几天后，李健熙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三星高管聚会上推出了他的新管理计划。让员工从早已根深蒂固的做法中和想法中走出去并非易事。李健熙向他的员工们喊出了后来闻名于世的挑战口号：“除了你的妻子和孩子之外，改变一切。”然后，他详细介绍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每天要提前两个小时布置所有工人的任务。

至于手机部门，要求非常具体。“到1994年，要么生产出可以和摩托罗拉相媲美的手机，要么三星把手机业务剥离出去。”逆向工程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从此，三星的工程师在信号质量问题上走在了世界前列，从手机质量到强度等设计的各个方面，三星都进行了疯狂的探索和创新。

1993年11月，重生的三星手机部门拿出了他们的新作：SH－700。这款手机的外形像是一个糖果棒，重量仅为100克，配有通过了山地测试的全新天线。在发布会现场，工作人员拿给李健熙一台样机，只见他挥舞着有力的臂膀，将手机重重摔到地上，在众人的一片惊呼声中上前狠狠地踩了两脚。然后，自信满满的李主席从地上拿起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拨通的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设计师在手机的塑料外壳和电路板上放置了一个特殊的支柱，以承受被坐上或被踩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