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休息一下”

　　从深圳工厂生产线上滚落下来的白色盒子（译注：指iPad包装盒）上都印有“在加利福尼亚设计”（Designed in California）的字样，但如果没有象梁娟（音译）这样的数十万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工人的集体工作，那么这种库比蒂诺（苹果总部所在地）式的集体精神什么都不是。

　　梁娟今年26岁，我们看到她时，她从头到脚都被一件防尘的“兔子装”包裹在内。过去三年时间里，她一直都负责用一把小镊子翻转微小的摄像头。

　　“你每天都会想些什么？”我好奇地问。“我不会想太多其他事情，”她回答道，“因为管理很严，而且我们忙于工作，没时间想其他事情。”

　　但在成都工厂的另一条流水线上，周晓莹（音译）承认：“有很多次我都觉得自己太累了。”在每一个轮班中，她都要把同样的动作重复约6000次，那就是拿起一台iPad的外壳，锉平标志性的铝质苹果商标轮廓的毛边。她每个月都要回家一次，坐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望父母和孩子。

　　“我想要休息一下。”她说道。

　　在过去多年时间里，整个世界都会对苹果产品的独特性感到惊奇。每当有新产品推出时，这些产品都会从苹果商店逐步延伸至各个城市街区中去。在短短的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些产品就已将一家车库中的创业公司变成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

　　但是，在苹果粉丝去年购买了超过1700万台电脑、3800万部iPod、4000万台iPad和9300万部iPhone的同时，没有任何外部人士曾看到过生产这些产品的流水线。而现在终于可以了。

　　一名曾在苹果供职15年的富士康高管承认，他觉得如果不是发生了致死的爆炸事故和自杀事件，那么《晚间报道》很可能不会有机会来到这里。这话真是令人吃惊。

　　“你们能来到这里，一部分是出于公开性的要求，一部分是为了学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富士康正在作出改变。”前苹果高管、现为富士康CEO郭台铭顾问的胡国辉说道。“当然，你们可以说，我们本应在五年前就开放（工厂以供参观），可是在五年前，我们低调而神秘，没人知道我们，而且我们做得很好。为什么要开放？”

　　我问道，对富士康来说，是不是在发生这些致死的悲剧以后，才让这家公司重新考虑其对待工人的方式？“我认为绝对是，绝对的，没错。”他说道。“你知道，成功是失败之母。由于我们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那么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应该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开心。对吧？”

　　我们在夜色中抵达香港，又驱车两小时抵达深圳。在30年前，这是一个小渔村，但在中国宣布将其开辟为“特别经济开发区”以后，这里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纽约市。

　　富士康工厂位于这个城市的中央，我们在拂晓时到达这家工厂，正是这座规模庞大到激动人心地步的厂区迎接第一线曙光的时候。

　　富士康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商，仅有中国政府聘用的人员总数多于这家公司。从营收方面来说，排名在这家公司以下的10家竞争对手的营收总和还比不上富士康。苹果可能是富士康最著名的客户，但富士康同时还为索尼、戴尔、惠普、IBM、摩托罗拉、东芝及其他大品牌生产大量产品，但每条生产线的细节都完全保密。

　　为了生产Xbox、PlayStation和亚马逊Kindle等产品，这个厂区聘用的员工总数多达23.5万人，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人口大致相当。

　　无论向何处看去，每个工厂和宿舍，乃至每个楼梯井和中庭，都布满了防止自杀用的安全网。

　　在2010年春天，富士康工人的一系列自杀事件横跨了三个月的时间跨度，有9名工人跳楼自杀身亡。近年来，共有18名富士康员工了结或试图了结自己的生命；鉴于富士康庞大的公司规模，其自杀率远低于中国平均值。但胡国辉告诉我，当工人们开始扎着堆地跳楼自杀时，库克曾召集一个精神病专家团队来征求意见。专家建议架设安全网，认为这有可能会拯救那些冲动的跳楼者。

　　大约就在同时，富士康还开设了一个咨询中心，但当我造访时，等候区中仅有零零星星的几个人。一名咨询师告诉我，这些天来工人们更有可能是来处理身份证遗失事宜，而不是接受抑郁症的心理辅导。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那些惨剧呢？”我问道。“原因很多。”她回答道。“许多学者正在进行研究。当然，一些（自杀事件）肯定与管理有关。但是，更多的肯定与来自于农村地区的新一代移民工人及其心理状态和处理与社会关系的方式有关。还有就是，在这里想要交朋友比较困难。”

　　然后就要说说爆炸事故了。去年，两座iPad厂房中分别发生的两次爆炸事故导致77人受伤和4人死亡，当时工人们正在抛光iPad，而空气中的可燃粉尘发生了爆炸。

　　“铝尘处于某一过高的水平，然后就发生了这起事故。”胡国辉告诉我。“我们吸取了很多教训，因此已对许多生产流程进行了改进。所以，如果你现在有机会回去看看，那么就会发现根本看不到人，我们已经改用机器人。”

　　但富士康并非苹果唯一的问题。苹果称，在有137名工人受伤后，该公司已经禁止供应商胜华科技使用一种有毒化学品来清洁iPhone显示屏。

　　中国内外的劳工权利组织都已提出指责称，在苹果庞大供应链中的公司被指称强迫工人加班、无视工人健康和安全问题以及偶尔使用童工时，苹果故意视而不见。

　　乔布斯和库克长期以来都坚持表示，业内没有哪家公司采取的改善工人生活的措施比苹果更多。苹果称，有100多万名工人已被通知其自身具有哪些权利，6万名工人已经使用了免费的大学级辅导课程，而且苹果已强迫名声不好的供应商退还了600多万美元的非法收费。

　　“我们认为，使用童工是令人憎恨的行为。”库克上周向高盛集团投资者和分析师这样说道。“在我们的供应链中，这种情况极其罕见。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完全消除这种现象。如果我们发现有供应商故意聘用童工，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被解聘的挑衅行为。我们不会允

　　许任何人在安全性问题上偷工减料。如果有哪个生产流程能变得更加安全，那么我们会寻求世界上最有力的当局——以及最顶级的专家——的帮助来制定新标准，然后将这种标准应用于整个供应链。”

　　苹果表示，自2006年以来，该公司一直都在责令其供应商采取审计活动；自2007年以来，苹果一种都在不时发布审计结果。在去年进行了229次审计后，苹果发布报告称，在90多家工厂中至少有半数工人的工作时间超过了每周60小时的上限，或是每周的工作日数量超过了6天。

　　到去年为止，苹果称其已对全球范围内近400家工厂进行了检查，但仅有11家供应商的合约被终止。苹果对此解释称，与直接解聘供应商相比，强迫其进行改革能更加容易地帮助改善工人生活。

　　但一些激进主义分子则认为，如果采取“点名羞辱”的策略，也就是列出特定违规者的名单，那么苹果就能更快地改善工人状况。这在以往是苹果一直都表示抗拒的想法，且劳工权利领域中的一些人也认为，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点名羞辱”的策略会鼓励工厂业主隐瞒违规行为，而不是与苹果合作来解决问题。

　　在富士康求职中心的门内，充满期待的求职者被按性别分开。一些人仍带着行李，他们经过了几天的旅途才来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