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工厂相比，这里相当好了”

　　在3000名应聘者冲过富士康大门时，先是响起了警笛声，然后是一股体温卷起的热浪在人群蜂拥而过时迅快地流过。

　　这是中国一个假日过后的周一，由于许多人因过于劳累而仍旧呆在家里的缘故，在破晓以前就有许多人排队等候，因为他们知道这时得到一份流水线工作的机会要好于平常。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而工作机会稀少的国度中，早到这里等候十分重要；对那些家在农村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薪酬的大多数都将以那里为终点。

　　这些少男少女们的年龄在16岁（广东省合法的工作年龄）到20岁出头之间，当他们终于排到队伍的尽头时，每个人都会被要求在一个电子阅读器上刷一下身份证。由于富士康今天需要聘用数千名工人的缘故，大多数人都听到了令人满意的“哔哔”声，而那些拿着假身份证的人则默默地转身离开。

　　在每300人一组的应聘者按照军方精度被处理时，招聘中心外面的一个电子计数板让他们知道了自己的待遇：每个月底薪约为285美元，也就是时薪1.78美元。即使按每个月最多80小时的工作时间计算，他们也因工资过低而无需缴纳任何工资税。

　　如果这些工人想要与7名陌生人同住一个宿舍，那么就要扣除17.50美元的薪水；而在富士康的食堂中，堆满肉、蔬菜和大米的一托盘食物的价格约为0.80美元。在经过培训期后，一名新聘用的工人能在最少三天就能走上iPhone生产线，默默地装配这种相当于他三个月工资的手机。

　　“我听说这里的工作很苦。”一名留着贾斯汀·比伯（Justin Beiber）样式发型的17岁应聘者说道。“但我听说他们会提高薪水。”另一名应聘者说。在2月1日，富士康开始支付高于深圳最低工资的薪酬，将基本时薪提高了0.25美元左右。

　　在这两个城市逗留的三天时间里，《晚间报道》与20多名富士康员工进行了交谈，无论是在厂区内还是在厂区外，或是记录上和记录以外。我们对能在任何时间进入任何宿舍感到颇受鼓舞，这让我们能象任何带着照相机的美国陌生人那样搜集足够多的深层信息。我一直都在想象，如果一家中国电视台的职员突然闯入我的家或办公室，开始问我有多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么我将会作何反应。

　　但当我们仔细看看以前曾读到过那么多次的童工和残疾工人时，却在大多数时候都发现，这些人以灵魂破碎的厌倦和深深的疲累来面对自己的生活。有些人抱怨工作时间太长，其他一些人则抱怨工作时间太短，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薪水过低。当我问道“你希望改变些什么”时，我们听到的抱怨与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工厂中的怨言可能都是相同的。

　　“与其他工厂相比，这里已经相当好了，因为福利很好。而且由于过去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所以情况也已改善了很多。”26岁的张若华（音译）在工作了大约一年后这样说道，他的工作是生产打印机墨盒。“但是，宿舍条件不是那么好。房间太拥挤了，没有比较大的挂衣服的空间，浴室也太小了。加班时间也不够多，很多人来了又走了，就是因为加班时间不够多。”

　　这就是典型的怨言吗？是迈克·戴西错了，还是从他来过这里以后，富士康进行了自我清洗？对拥有100多万名员工的富士康来说，与每个人都进行交谈是件不可能的事情，而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也正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等中国组织认为苹果自我实施的审计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用处的原因所在。

　　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组织的项目官员陈诗韵称，苹果长久以来进行内部审计的历史证明，这家公司已经知道问题所在，只是一直都不愿解决问题。“在苹果的供应商中必须有一家真正的工会，这样工人们才能拥有自己的声音。”她说道。

　　在有报道称在中国工会组织者经常都会被解聘、逮捕或挨揍以后，我问过富士康高管胡国辉，如果iPhone生产线工人决定组织工会，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富士康有工会。”他说道。“不过还不是自由推选的工会。我预计，未来一两年中会有，到时会变得更像是集体谈判的工会，而且将是自由推选的。事实上，在更加进步的省份中，有一些法规要求工会在公司董事会中占有席位。因此，我觉得工会确实有希望变得更加强大，但这里还不行。”

　　“请小心使用”

　　与此同时，周晓莹正在另一台iPad外壳的背面雕琢另一个铝制的苹果商标，而她的思绪早已飘到了两个儿子身边，考虑着是否有一天他们能负担得起同住深圳的成本。

　　我抽出自己的iPad，给她看我孩子和美国的照片。当她触摸屏幕来滑动到另一张照片时，她的眼睛亮了起来。她从来都没有看过一台能运作的iPad。

　　“对于所有购买iPad的美国人，你希望他们能知道关于你的什么呢？”

　　“我希望他们能知道我。”她说道。“我希望他们能知道我们在这种产品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因此当他们使用这种产品时，请小心使用。”

　　然后她就回去工作了。

　　流水线上还在响着声音。

　　“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