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佘宗明

今年2月份以来，国际风云骤变，本土疫情重现，受多重因素影响，中概股发生了严重的踩踏。由中概股到港股再传导到A股，剧烈的波动之下，不少人对未来出现迷茫和疑虑。

3月16日，国务院金融委开会，针对宏观经济、房地产、中概股、平台经济等系列热点问题，释放积极政策信号。消息一出，A股和港股应声大涨，市场终于有了难得的暖意。

股市的起起落落，本是常态。但这一轮调整格外牵动人心，在于它所处的特殊历史坐标——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中国经济本就处在转型期，从速度为先，转向更高质量，从出口导向，走向更多依靠国内市场。

这番转型，并非易事。外部影响波诡云谲，让人们对不确定性更觉担忧，也是自然。

历史学家唐德刚就曾说过：「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

船过三峡，风高浪大、水流湍急，陷里面，只会被困于一域；驶出去，才有潮平两岸阔。

转型亦如是。驶入深水区，就免不了要涉险滩、过激流、闯难关。

中国经济必须克服当前的短期挑战，但我们更要看到经济转型的长远之道。

四十多年前，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发轫，三十年前的1992年，南方谈话框定了中国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向。制度上搭起「四梁八柱」，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完成。

中国的人均GDP在2021年达到12551美元，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它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果，但也意味着后续的攀登进程会更加艰难。

总理就对此做了形象描述：登1000米的山峰，想爬10％只要100米，但要登3000米的山，想上5％，就是150米，而且越往上气压越低，氧气越少。

行至「历史三峡」的中国经济航船，如何稳舵奋楫、中流击水，抵达现代化转型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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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冒出各种问题。改用辛笛的诗来说就是：发展的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问题。

但越是面临问题，越要回归常识。唯有坚持市场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发展新兴产业，中国经济才能走得更远。

这两年，「双循环」这个概念很火。中国GDP已经占到世界的18％，如果不能够有效提振内需，把「内循环」的经脉真正打通，中国经济必然面临后劲不足。一个十几亿人的中等收入水平的巨型经济体，已经不可能仅靠出口来带动。盘活统一超大市场的潜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必然。

最近几年，贸易摩擦、缺「芯」被卡脖子之痛，的确极大地刺激了国人。以至于有人对中国经济过去成功的经验也产生怀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遭到某些人的质疑，言下之意，是它并没有突破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

在鼓励发展制造业的背景墙下，鼓吹「送外卖送快递等工作抢了工厂劳动力」的反智之论，居然也有了不小的市场。

中国经济要完成现代化转型，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是对立的，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也不是分割的。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关键在于广度与深度。

转型在拓展广度上的着力点，就是推动「双循环」，「内循环」的畅通又是重中之重。

在提升深度上的必由路径，则是推动产业现代化升级，硬核科技的突破是重要抓手。

「双循环」与「高科技」，是中国现代化基因的双螺旋。

把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中的技术优势，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而包括互联网、云计算、智能技术在内的数字经济产业，在这一进程中必然能也已经在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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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曾说过：如果没有互联网，美国也许还是今天的美国，但是中国肯定不是今天的中国。

置于现代化维度看，美国是先有现代化，后有互联网；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则是跟互联网发展史扭结在一起的。

对于美国而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出现，是它作为全球最大发达经济体的水到渠成。但中国不一样，40多年来，「后发」刻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DNA里，「赶超」是其奔跑姿态，而数字经济，不仅自身就是中国「赶超」的重要领域，也在推动着其他产业的发展和进步。

在互联网出现和广泛应用之前，美国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具体来看，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它向世界提供了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两个「公共品」，美国的「内循环」在很大程度上驱动了全球经济的运转。同时，它占据全球前沿技术竞争的制高点，也已经超过百年，至今仍在「高科技」领域具有绝对的领先实力。

而在互联网进入中国的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叶，中国经济是一派完全不同的景象。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净出口占GDP的比例节节走高，「外循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拉动力。

在技术层面，中国虽然拥有足够完整的工业门类和体系，但在绝大多数领域仍然是西方先进技术的学习者和跟随者，产业层次和技术实力和发达经济体亦有很大差距。

平心而论，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出现，实际上成为中国「内循环」和「高科技」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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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兴起的二十多年，正是中国经济总量迅速跃升的二十多年。

▲1950年到202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GDP总量变动。

这张图透露的信息非常清晰：过去二十年间，就经济增速而言，中国表现最好，美国次之，而日本、德国和英国和中美两国都拉开了很大的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快于发达国家，这是正常的。中国是个发展中经济体，在政策稳定、又有人口红利和开放红利的前提下，增速肯定高于成熟经济体。

但为什么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也出现了这么显著的分化？

有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互联网的应用。

在互联网领域，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梅特卡夫定律」：「一个网络的价值等于该网络内节点数的平方，而且该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这句话听起来复杂，但概括起来很简单：人口越多，用户越多，一个网络和平台就越有价值，而且这种价值递增不再是前互联网时代的算数级数，而是几何级数。

美国拥有超过3亿人口的统一国内市场，仅仅人口体量一项，几乎是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总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是英语国家，美国互联网公司天然就有一个发达的英语世界作为自身的业务根基。

进入21世纪以来，能够像美国一样诞生世界级互联网企业的土壤只有中国，因为中国有超过10亿人口的超级大市场。

虽然在多重原因冲击之下，最近的中概股表现非常低迷，但就用户规模和市场价值来说，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仍是全球仅有的可以和美国互联网公司做到同个量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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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公司的兴起，是中国超大市场的产物。但如果只是做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断言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不过只是享受了人口红利，并没有给社会创造什么额外的进步价值，那未免有失偏颇。

事实上，中国互联网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促进，不亚于甚至是超过了美国。

很多人都有个直观的感受：中国的网购、快递、移动支付都比美国更方便。这正是数字经济推动中国形成更高效率的国内统一市场的最好例证。

仅以零售业为例，亚马逊是线上零售商，本质上是家开在网上的超市，它以低价进货，高价卖出，抢的主要是沃尔玛的生意；中国的电商平台则完全不同，基于淘宝的模式，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在网上开店，形成了一大批电商创业者。

基础设施的不断延伸，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缩小了中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2020年，新增淘宝店数量最多的十个省份中，有九个是西部省份，同比增速全部超过200％。宁夏、云南、贵州、青海和甘肃位列前五。美国的电商，更多的是改变了商品流通的形态，但电商在中国的出现，则降低了中小商家做生意的门槛。

随着中国市场体量的扩大，阿里巴巴们服务商家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今天，淘宝天猫给生态里的商家提供的服务，早已不仅限于交易层面，还延伸到产品升级、营销创新，新品和新品牌的持续涌现已成中国供给升级的重要一环。淘特、1688等带动的「工厂直供」「产地直供」等业务创新，也优化了供需链条，提升了产业效率。

这些都是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融合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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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在《转型中国：中国未来发展大走向》中讲到：中国的改革与转型，要终结出口导向、投资主导、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三大传统发展模式。

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驾马车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这些旧增长动能的边际效应会递减。

前些年，在需求侧以高投资、高出口为依托，在供给侧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导向的高速增长模式，就迈入了瓶颈期。

基建投入拉动增长的路径依赖虽没法继续，但公共交通（快递物流）、通信基站（基础网络）的完善，为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红利，BAT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互联网公司的蔚然兴起，又推动了新旧动能转换：之前很多地方的经济会过度依赖资源要素消耗、低成本劳动力、传统商业模式等，但互联网在各个行业的渗透、融合，既能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升级，也能催生新兴产业实现转型，推动存量提升和增量发展，继而做大国内市场。

做大国内市场，助推内循环，是中国经济以转型谋长远的突围点。互联网学者孙宝文说，我国的互联网经济，未来就是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情况下，推动中国经济由「外需＋WTO模式」向「产业＋互联网＋内外贸易」并存的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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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为切入点，不等于不注重在技术升级上用力。以市场横向拓展带动技术纵深发展，是「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演进路径。

中国互联网是「为内循环而生」，但必然以核心技术突破为进阶诉求。

易言之，到了新发展阶段，中国互联网不会满足于「适应改变中的世界」，更会顺应自身与外部之需着力去「改变世界」。

华为的5G、科大讯飞的智能语音……都是在市场从1到10的场景创新相对饱和后，转向从0到1的大颗粒创新的结果。

可以说，中国互联网波澜壮阔的二十年走完，所有大型互联网企业，无论是做电商的、做社交的、做搜索的、做长短视频的，最终都一齐走向了科技的战场。

而相较于那些纯粹的信息互联网平台，最开始就充分将中国基建优势转化成了市场优势，又把市场优势转化成了技术优势的，是有浓厚产业基因的阿里巴巴。

将市场优势转化成技术优势，是「内循环与硬科技」深层次关联下的内在要求：当内循环培育到较高层次时，必定需要硬技术创新的支撑；有了硬核技术创新，才能更好地助力内循环。

内需是互联网开疆拓壤的「发动机」，底层技术则是互联网的支撑点：庞杂的互联网业务，离不开操作系统、云计算、芯片、AI的技术「托底」。

可在十多年前，中国互联网摆脱不了IOE（IBM的服务器，Oracle的数据库、EMC的存储设备）。这些IT设施成了「卡脖子」式的存在，高昂使用成本也曾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拦路虎。阿里云的问世，就是被其倒逼。庞大市场，会为中国互联网硬科技创新提供「试验场」与「回馈池」。因而，市场优势与技术优势之间，会形成彼此强化的「正向增强回路」。

阿里云打破了亚马逊、微软、甲骨文等企业霸榜的格局，进入全球云计算技术第一方阵——在权威机构Gartner的2021年度产品报告中，拿到了IaaS计算、存储、网络、安全四个核心类目的全球最高评分，数据库综合实力也稳居全球第一阵营，就印证了这点。而阿里达摩院聚焦5G技术和应用的协同研发，平头哥致力于自主研发芯片，也是循着同样的逻辑在推进。

2018年9月，IDG资本全球董事长熊晓鸽曾断言：互联网红利已过去，未来趋势在硬科技。接下来，互联网更多地打通市场优势与技术优势的协同链路，推动「内循环」与「高科技」的双重突破，也是必答题。

按照理查德·R·纳尔逊的理论，中国科技发展有后发优势，可跟先发国家美国比存在「均衡技术差距」。要弯道超车，中国互联网在核心技术突破升级上，自然还得加码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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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中国经济转型，就是要穿过风险、迎击挑战，以稳为桨，向新而行。

瓶颈再深，也得突破；三峡再险，也要趟过。

资本市场波动，本土疫情再现，人们对当下和未来难免有困惑和担忧。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驶出经济转型的「历史三峡」，需要「内循环」与「高科技」这两股支撑力量，这是确定无疑的。

在这个转型方案中，数字经济的位置不可或缺，它既是中国统一大市场的产物，又让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赶上全球核心技术进步的鼓点。

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也是现代化的底色。

越是面对变局，越要回归常识。发展始终是硬道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稳住经济，就是稳住未来。金融委会议上，决策者重申，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仍然要有一片数字经济的青山。

信心比黄金更宝贵。中国要走出经济转型的「历史三峡」，我们得对我们过去四十多年走过的道路有自信、有坚持，激活市场，稳住内需，稳扎稳打，同心向前，才是正道。

接下来，现代化蓝图上，等待互联网未来去「补白」的空间依旧巨大。整个社会，也理应给互联网行业更多空间、更多期待。

       原文标题 : 内循环与硬科技：中国互联网的「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