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来自《中国芯片往事》的废弃篇章，该文描述了张忠谋回台和创建台积电的过程。

芯片代工的商业计划

1985年8月20日，张忠谋正式就任工研院院长。走马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回答“政务委员”李国鼎出的命题：
从美国回来三批华人，在新竹科学园区先后建立了国善、茂硅、华智三家芯片公司，皆仰赖日本和韩国的工厂代为制造，利润被赚了去，也由此，三个种子选手都嚷嚷着跟政府要钱投资。

蒋经国考察新竹科技园

岛内的芯片产业，与临近的日韩越拉越远，危机逐渐浮出水面。

日本自不必说，在当时占据最大芯片市场份额的存储领域已经全面超越美国。在猛烈的价格战下，英特尔节节败退，管理层暂时还没有找到转型的方向。

韩国三大财团紧随日本其后，齐齐进军芯片制造领域，一出手就是十亿美元，几乎是岛内芯片产业投入的十倍。在每个周末，东京飞往首尔的飞机上坐满了年富力强的工程师。

反观岛内，联电一枝独苗，在1983年营收突破十亿元台币后陷于停滞，等到1985年上市，股价立即破发，媒体纷纷宣称“联电不来电”，证券交易所的官员打电话，让维护一下盘面，遭到回绝。

岛内的芯片产业，已经被精明的公众投资人下了“负面”展望，当局再无动作，这一新兴产业，恐胎死腹中。

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联电一早想出了芯片代工的点子，一年前派人去美国游说张忠谋，请他回来主持大计。

张忠谋的想法与曹兴诚契合。他来岛内不是一次两次，德仪在台湾地区的工厂，让他见识到岛内的优势：

重教、勤学、耐劳，从产线上的作业员、领班，再到实验室中的工程师，普遍具有较高的水平。

做一家专业的芯片代工厂，是有基础的。

除了曹兴诚和张忠谋，岛内抱有建一个芯片代工厂想法的人应不在少数。这是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想法，也是一个极易解决当局燃眉之急的办法。

但当局迟迟按兵不动，直到张忠谋接了工研院院长的公职，李国鼎才出面，让张忠谋做好一份方案，拿去见新任的“行政院长”。

台积电诞生

1985年8月下旬，来台没几天，张忠谋拿着两位职员花了两天两夜做好的资料，跟新任“行政院长”及“内阁”官员汇报。

为避免与会人士不懂行的尴尬，他特意绕开专业词汇，以大量图表和数字，详叙芯片产业大势，分析岛内应对之策。

简报完毕，举座叹服，“行政院长”当即指示成立一个由“财政部”、“经济部”等四个部会首长与张忠谋五人组成一个专项小组，负责工研院电子所的“大型集成电路计划”。

1985年张忠谋参访台湾清华大学时与岛内技术官员留影

当局以前所未有的规格、力度和速度，再一次发起了对芯片产业的冲击。

在上一次联电的尝试中，三十三岁的曹兴诚误打误撞担起了天降大任，在知之甚少的蛮荒世界横冲直撞，虽趟出了一条路，但不能令当局满意，老练的技术官僚，或许只把他当作一个差强人意的候选人。

这一次，五十四岁的张忠谋带着早已规划好的路线图，初来乍到就获取了岛内的最高政治信任，他抓住这个契机，急切地往前推进：

8月，简报获“行政院长”肯定，9月，“行政院”汇报，10月，组织架构出炉。

到1986年，官营的“大型集成电路计划”还在行进当中，张忠谋已开始做民营化的准备，到处找资本。

“行政院长”认为，只有吸引到一家国际大厂的投资，岛内的民间资本才会对投资一家芯片产业的民营公司感兴趣。

早在岛内设厂的飞利浦是有意思，张忠谋认为该厂气势太盛，便去信十几家美国公司诚邀入股，鲜有回信，最后只有英特尔和德仪两家愿听简报，听完之后都摇头说不。

美国的芯片产业界，竟然没有一个知音！那只好接受飞利浦的入股与技术合作了。

搞定了一个外商，张忠谋开始率队说服民间的投资人。

岛内的民营企业多是行事保守的产业资本，对于新兴产业投资格外谨慎。他两个月内去了三次台塑，早上四点陪王永庆跑五千米，在食堂吃牛排，对连珠炮般的问题一一应答，最终获得这位“经营之神”的肯定，投资额却只有区区两亿元台币，只是整个计划的一个零头。

好在，民间资本普遍碍于当局的情面，催促之下，不得不表示。零零散散的几千万元台币汇集起来，成为张忠谋芯片代工计划的启动资金。

1987年2月，经过半年冲刺，“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之后改名为“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积电）成立。

与联电类似，台积电也沿袭了“电子所技术研发～民营企业技术转移～产品量产推广至市场”的路线。不同之处在于，台积电成立之时，正是东亚地区芯片产业的关键时刻，香港的记者、韩国的官员和财阀的干部，都想方设法刺探军情。

不过，对台积电成立最感到不安、紧张、甚至些许恐惧的，是岛内芯片产业的领头羊——联电。

在张忠谋统领的所有公司的下属中，曹兴诚是唯一敢跟他开玩笑的，两人在一块时有说有笑。但当他察觉到危险，立刻做出一连串敏捷的反应。

双雄斗

台积电股东签约典礼前两天，联电召开临时记者会，宣布将增资六十亿元台币，另盖新厂，并发言称“新公司”不应享有任何特权。一时间，

纸上到处是联电向台积电发起挑战的新闻。

依常理而言，更先进的技术、更高的产能、更新的设备，意味着台积电能够很容易自上而下挖联电的墙角，吸走其人才，抢走其市场。

但要说“公平竞争”，产业政策从来就不是公平的，一旦技术官僚对某个经营者抱有更多的政治信任，这天然意味着此人拥有了胜于别人的优势。

当然，所有产业政策的初心，都是以增强总体实力为目标，以服务总体福利为宗旨。在台积电成立前，张忠谋到处宣扬：

新公司纯粹是帮各半导体公司代工的工厂，没有自己设计的产品，不跟任何人竞争，也欢迎任何人来共同使用大型生产设备。

张忠谋这样讲，没人相信，对于台积电与联电的争斗，观察者狐疑满腹，没有特别的倾向。

一方面，他们注意到飞利浦在台积电占了四成的股份，对于外商本能警惕，相较之下，联电成了“民族工业代表”。

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联电作为近五年来岛内芯片工业的领导者，是“既得利益者”，公开斥责台积电，无非是排挤对手的正常行销策略。

实际上，不管是“民族工业代表”，还是“既得利益者”，联电建新厂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一开始建的厂，产能早已满了，联电本打算在1985年再盖一座，但是碰上牵头此事的“经济部长”被弹劾下台，无疾而终。

近两年暗流涌动，不少新厂蠢蠢欲动，追赶者好像一夜之间从地下冒了出来，再不扩产往上走，联电将处于不上不下的位置。

没有当局的资助，联电决定孤注一掷，把几年间赚来的利润先行投入，增资建厂。

张、曹同台，笑里藏刀

对此，一位观察者评论到：

困兽之斗。

陷入困境

外界高估了台积电诞生对于联电的影响。在成立之后的三年时间，台积电并没有对岛内市场产生冲击。其中的原因，在于联电和岛内的市场结构是相匹配的。

大家都停留在简单的消费电子产品，用联电三五微米制程的设备已是足够，若用台积电1．5微米的高档厂房，成本会增加不少。

岛内的电子工业初成长，大多是价格敏感性的，自然不敢用贵的。于是，台积电在岛内的存在遗世独立，仿佛置身事外，从业人士只是从报上读新闻，没什么人真正了解。

张忠谋对岛内的解释，是定位不同。他说，台积电成立的初衷，是将芯片工业的水平往上拉，追韩超日赶美，技术制程推进始终较联电为快：
台积电每一步都领先联电。

也正是因为步步领先，岛内少有人用得起，张忠谋将市场开拓的眼光放在了海外，尤其是美国，与之匹配的是岛内罕见的外商高管班底。

他在美国设了一个办事处，聘了一位家住佛罗里达的老美，每周往返硅谷办公。他与此前在美国的同僚和下属频频交流，终于找到一位认同理念的美国人驻扎于岛内。这些人来到台湾，看到从电子所出来的一群年轻人生龙活虎，飞奔于厂房，大为惊诧：

最近一二十年，在美国已见不到这种节奏的工程师！

尤其是在1988年。这一年，岛内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出奇的乐观，几乎没有哪个上班的人能够无视。

但是台积电的年轻工程师们通宵达旦，很快吃透了外商大股东飞利浦的技术。电子所培养出来的六七十位青年才俊，成为台积电的基本班底。

工研院超大型积体电路（VLSI）厂房，于1987年公开招标租予台积电，是台积电发展最初的起点

但是在外界看来，美国高管与本土工程师的矛盾无法调和，“人和”是台积电面临的最大挑战。前者领着优渥的薪金，进退自如，后者从电子所出来创业，工资不高，风险倒很大。长此以往，情势必然紧张。

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美国高管在开拓市场上迟迟没有进展，本土工程师整日提心吊胆。

美国的一位业务代表干了一年多，没有带进一个客户，到了台湾，只是向张忠谋竖起大拇指，说他战略正确。总经理因家人无法适应岛内生活，不到一年就交上辞呈。

老美折腾了一番，台积电唯一坚挺的客户，竟然还只是电子所。本来成立时设想满足的三个岛内客户，要么生意萧瑟，要么订单依然留在日韩。

没有稳定的大宗订单来源，本土工程师自然感到不安全，对于大股东飞利浦的戒备之心也日渐增强，就怕成为其下的一个卫星厂，完全失了自主性。

于是，岛内芯片产业的明日之星台积电，陷入了一个难解的困局：

资本市场不信任，台塑趁着股市大泡沫的行情，在成立第二年即抛掉股票；总经理难产，在第一任老美总经理走后，后继无人；销路打不开，没有得力干将跑美国市场，销路怎么打开呢？

1990年的圣诞节，张忠谋和两位下属坐在办公室里，三人面面相觑，心情沉重。将至年尾，他已经知道，台积电今年又是一个亏损的年份，奇迹不会在未来六天发生。来年如何找米下锅呢？这个问题目前还没什么思路。

英特尔与德仪都不看好的代工之路，会有未来么？

起死回生：美式文化的建立

1988年，英特尔CEO安迪·格鲁夫到台访问，临时决定去台积电走一遭。

张忠谋和他聘来的美国职业经理人此前与英特尔颇有渊源，但没有合作。台积电这次抓住机会，在张忠谋的强烈攻势下，格鲁夫答应部分业务转与台积电，但需通过公司的质量认证。

那时，国际上还没有推行统一的ISO质量标准，英特尔的认证，基本相当于一张畅通无阻的国际认证书。

外包的芯片生产环节两百多道，英特尔派人逐一检查，一道通过才到下一道。两百多个问题如杨絮飞缠，令人烦躁，年轻的工程师不服，提出异议，但是美国人绝不松口。他们只得二十四小时倒班攻关，最终拿下英特尔的单子，发现还得亏本做买卖。而且日后如换机器与工艺，均需经过美方的事先批准。

这当然是一笔不划算的生意，但台积电买来了英特尔的认证。

到了1991年，芯片产业的景气开始爆发，美国的大型芯片厂商受英特尔的示范，纷纷将生产订单交予台积电。在接下来长达十年的超级芯片景气周期中，台积电势如破竹，成为芯片代工产业的王者。

1990年代的巨大成功，与创立前四年的惨淡经营，形成鲜明的对比。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台积电取得了几乎所有美国大公司的信任，业绩如火箭般一飞冲天。

台积电的成功，是美式企业文化的成功。

张忠谋坚持招徕美国的职业经理人当总经理，除引荐英特尔CEO等外籍高管来访，更意在建立一套全美式的企业文化与管理制度：

经营体制上是美式的。财务上不做矫饰，会计上遵循最严格的标准，人事上由制度确定职级与薪水，甚至语言上，也由专职的英文顾问培训公司上下，邮件、备忘录与高阶会议，统统说英语。

技术创新上是美式的。在成立的第一年，为了节约成本，台积电发明出将晶圆装入一个密封小盒的技术，如此，只需维持盒子的无尘环境，而不必使整座工厂全然无尘。后来惠普、IBM等美商前来参观，纷纷将此法学去。

商业原则是美式的。对同事诚信，时间表到期，就应当办完；对供应商绝无优待，即便找到张忠谋，也只是依照价格和质量办事；对客户严守承诺，说是多少天的交期，便不会允许一天的迟延。

服务模式是美式的。台积电的大多客户地处一洋之隔的美国，沟通多有不便。但他们每天一坐到办公室，只需打开电脑，就可以看到晶圆加工进行到什么阶段，给业务代表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下达修改指令，拿到台积电当年发布的未来五年技术路线图，就可以了解自己的产品有哪些技术在未来可供配合。

台积电成为美国芯片业大厂御用的“虚拟晶圆厂”。张忠谋甚至设想，既然台积电的工厂就是“客户自己的工厂”，那么，让他们知道成本多少，加工利润几何也是自然。

公司业绩是美式的。台积电执着于对先进制程的追逐，对良率的提升，对交货期的压缩，层层极致压榨之下，公司的利润如甘蔗上的糖水源源不绝，令公众投资者感到惊喜。

成果分配是美式的。无论是从美国负笈归来的博士经理人，还是岛内的土鳖工程师，抑或高中毕业的作业员，都享有认股分红的权利。

那些作业员手中拿着价值一辆宝马汽车的晶圆，工作价值丝毫不逊于身边的工程师和经理人，因此平时业务讨论，三者地位平等，同等参与。

但有一样不是美式的，那就是张忠谋与台积电的关系。

台积电是张忠谋以美式文化高度规训后的产物。美式的文化制度适用于岛内，削足适履，中国人难受是正常的，如果没有他坚持形式上的照搬、实质上的贯彻，并经三十年的坚持，一个东亚地区的高科技企业，落后于战力凶猛的对手，几乎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自然而然地，张忠谋成为台积电那个严厉的父亲。

对于求媒的合作者，他一概拒之门外，坚持独资，自主发展。

对于日后接手的经营层，他延续了在工研院的操切，犹如一个少林严师，描绘力追英特尔、三星的愿景，教授日常经营的准则，指出数据资料的错误，逼着所有年轻的管理者去思考，去自己找答案。

对于日常执行的基层员工，他主张各司其职，分工严密，专业至上。

张忠谋

于是，台积电成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却又高速扩张的中心化组织，在岛内企业中鹤立鸡群。

为应对这一庞然大物带来的严重挑战，联电做了两手准备。

一方面，树立“分红入股、禁用亲属、届龄退役”三大准则，使联电初具现代管理的模型。

另一方面，联电没有美国的经验，也缺少足够的人才，组织如细胞分裂般扩张。联电从员工中物色优秀的候选人，资助其开荒拓土，成立联咏、联发科等芯片设计公司，以为联电屏障。

由此，逐渐形成一个去中心化却又紧密联结的集团，芯片产业界称之为“联家军”。

台积电与“联家军”，中心化集权组织与去中心化分权组织，两类形态截然不同的组织，成为电子工业商业史的主角。

一场波澜壮阔的双雄斗的戏剧，刚刚拉开帷幕。

       原文标题 : 岛内风云（下）：台积电芯酸往事 ︱ 中国芯片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