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中国芯片产业投资领域爆出一波反腐震撼弹：从7月14日起，这一领域多个重量级人物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迄今为止这个名单上有：深圳鸿泰基金（“国家大基金”深圳子基金管理人）合伙人王文忠；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原华芯投资总裁、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公司原总裁路军；原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公司总经理丁文武（2011－2014担任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司长）；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原华芯投资投资三部副总经理杨征帆；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原工信部电子司司长、紫光集团前总裁刁石京等。

自国家“大基金”成立之后，丁文武先后出任大基金一期、二期总经理和董事。在被有关部门调查之前，丁文武都是大基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此前的2021年1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了华芯投资原副总裁高松涛涉嫌严重违法，正在接受监察调查的消息。

“大基金”是2014年9月设立的，其背景是，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鼓励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为扶持国内芯片产业，由财政部、国开金融、中国烟草、北京亦庄等出资的国家大基金一期应运而生，共募集资金1387．2亿元。基金重点投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业，兼顾芯片设计、封装测试、设备和材料等产业，实施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大基金一期共投资项目80个，其中约70个为芯片项目。

2019年10月，在美国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大背景下，国家大基金二期正式成立，注册资本为2041．5亿元。二期的重点向上游设备和材料领域倾斜。二期基金将对在刻蚀机、薄膜设备、测试设备和清洗设备等领域已布局的企业保持高强度的持续支持，推动龙头企业做大最强，形成系列化、成套化装备产品。2020年4月，大基金二期完成了首次投资，向紫光集团旗下紫光展锐投资22．5亿元。随后，大基金二期陆续投资了10余家企业。

大基金可以说是中国产业政策发展到极致、由中央政府直接大规模投资某一重点产业的标志物。这一模式在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体现的标志物则是所谓“合肥模式”。

关于“合肥模式”已有太多文章加以探讨，我就不再在这里重复了，读者诸君可自去网上搜索。总的来说说是，合肥通过“以投带引”招商引资新模式，引入并培育了新型显示器件、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集群，实现十年“换道超车”。

例如，合肥建投深耕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2016年发起组建市场化运作的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目前基金实缴规模265亿元，位居全国私募股权基金头部方阵，累计完成对外投资366亿元。目前，合肥新型显示产业已经汇聚了京东方、彩虹、乐凯、康宁、三利谱、力晶科技、住友化学、法液空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已建成三条TFT－LCD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一条6代线、一条8．5代线、一条10．5代线）、一条硅基OLED显示器件生产线，一条6代AMOLED全柔面板线。

此外，2020年初，蔚来汽车与合肥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获得70亿元股权融资。交易完成后，合肥合计持有蔚来中国24．1％的股份，蔚来持有75．9％的股份。作为对价，蔚来决定以合肥为中心打造中国总部运营体系，包含研发、市场以及销售，将在合肥建造总部、研发基地以及第二生产基地。该项目总计融资145亿元。由于蔚来汽车在市场上的成功，导致其股价不断上扬，按蔚来中国约占蔚来85％的股份计算，据说合肥该笔投资盈利超过1000亿元。

“大基金”与“合肥模式”共同将国内经济学家关于政府与市场之关系、关于政府产业政策利弊的争论推向了高潮。同时也让深圳政府心旌摇荡不已，最终倒向了“合肥模式”。

一

2019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理想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如此叙述的：

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关系。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完善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严格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安全监管，加强违法惩戒。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

其中谈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主要有二：一是规划，二是宏观调控。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强调了财政政策、货币政府是主要手段，而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五大政策为辅助和协同发力的手段，而且是在“宏观调控”这个层面上的。在这个纲领性文件中，我们看不到对政府直接投资产业以干预微观经济运行的激进鼓励。

对于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论述有过一个嬗变过程。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有两个经典概念：一是“看不见的手”，一是“守夜人”。

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人们无论是生产一支钢笔还是为别人提供服务，关注的都是如何让自己的快乐、利益（self－interest）最大化。人们不一定抱有促进社会福祉的动机，但是个体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所从事的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使得整个市场上的福利达到了最大。亚当·斯密这“看不见的手”就是，自由竞争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价格的自由浮动反映了市场对商品供给和需求的水平，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就把社会资源引导到了能发挥它们最大作用的地方。

在《国富论》中，斯密详细讨论了政府如何以“守夜”为天职。这两个概念支撑了一个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消极”不干预的政府的角色。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使得古典经济学“看不见的手”以及“萨伊定律”（自由市场经济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受到了质疑，人们开始反思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重大缺陷，并且开始逐渐认识到政府不但可以干预经济，而且能够弥补市场失灵。

凯恩斯颠覆了市场机制宏观有效的固有看法，他提出市场自发活动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失业和萧条，必须通过政府干预加以纠正。与此相应，“市场失灵”理论则从微观层面，揭示了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由于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以及外部性普遍存在于现实经济活动之中，因此市场机制难以自发实现均衡和帕累托最优，应由政府实行产业管制和反垄断政策，提供信息公开机制，供给公共物品，也就是说，即使微观领域也必须由政府加以干预（否定性的）。这些内容，不仅构成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框架，也成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及政策实践的基础。

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曾明确指出市场存在的缺陷，政府应当使用“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以主导科学研究、调节收入分配、广泛运用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来调控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增长。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现象，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在此种背景下，货币主义、公共选择、理性预期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涌现出来，揭示了“政府失灵”，同时反向论证了“市场失灵”的原因不是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而是因为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即使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由于政府失灵的存在，将导致政府的干预适得其反。

同样的理论在不同的地方会结出不同的果实；而不同文化下的统治者会挑选那些最符合他们口味和实际利益的理论并最大化其效应。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国家（朝廷）和家族具有强势的地位，因此当经济学传入中国的时候，特别是在1980年代重新传入中国之后，亚当斯密、哈耶克的理论总是不受官方待见，而凯恩斯主义则被主政者如获至宝，视之为替自己的行为奠定基础。

然而这是危险的。一个社会总是需要保持一定的平衡。倘若是英美那种极端自由主义的社会，用凯恩斯主义以及桑德尔之社群主义来予以对冲和平衡是必要的；但是过于强调凯恩斯主义将极容易走向极端化，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将摧毁经济的活力，而这将面临着失衡的危险。
所以笔者认为，在前述《决定》中，对政府角色的描述是相对中肯的，虽然“宏观调控”的具体操作其实已打破了经济学理论中对政府功能的界定。

二

在之前的文章中，笔者曾经述及，深圳经济特区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探讨市场化改革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角色地位的过程。

深圳一直到近年之前，都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最像市场经济的城市，这也是它成长为中国最具创新力的城市经济体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深圳政府虽然号称一直学香港的“积极不干预”，但事实上要比香港政府的角色积极得多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一直存在，只不过时强时弱。在改开初期，因为政府财力较弱，干预较少，但其实以土地投入的方式，仍是积极干预微观经济的，甚至可以说是合肥模式的鼻祖；后来深圳几轮国企改革，从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是深圳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最少的时期；200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深圳经济面临国内城市恶质化的竞争，最后被迫走向“合肥模式”。

1980年代，中央政府在宝安县开办经济特区，但并不采取由中央直接投资的方式——这与“三线建设”由中央政府直接投资的模式迥异。当时的深圳特区政府事实上采取了以“土地换投资”的方式，吸引大型央企在特区投资开发工业园区，招商局集团、南油集团、港中旅、中航技等央企皆以此方式投资特区，这其中除了招商局是主动找来，由中央批准给地之外，其它皆是特区政府以土地换投资的结果。这其实是开了之后地方政府以优惠土地吸引投资的先河。

“合肥模式”所谓“市场能人＋政府资金”的产业投资模式，其实也能在1980年代的深圳特区找到原型。严格意义上1980－1990年代的赛格集团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赛格集团的前两任董事长马福元、王殿甫，虽然都是电子部系统相当级别的官员，但两人都是技术型官员，是那时为数不多的技术专家，又十分具有企业家潜质——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绝对的“能人”。赛格集团的四大项目，都是以地方政府的作用作支持，提供优惠的土地和贷款，才能吸引到日立、三星和意法半导体等跨国公司的投资（见本系列《于幼军与深圳芯片产业》、《市场化的南派国企》两篇）。

以赛格日立为例，由赛格集团与日立合资的这间公司成立于1989年5月，共建成了3条54cmCRT生产线和1条兼容74cm、86cm超大屏幕CRT的自动化生产线，年产能力达到650万只。项目前后总投资2．64亿美元。按深圳方持股75％计，投入资本约2亿美元，按1989年人民币兑美元为3．7：1计，相当于人民币7．4亿元。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一笔大投资，远大于合肥市政府投资蔚来24．1％股份的70亿元人民币，要知道，1988年深圳市地方财政收入也不过14．6亿元。完全可以说是赌一大铺。

后来，在CRT产业逐渐萎缩的大背景下，赛格日立从2005年陷入亏损，2007年6月赛格日立4条产线全部停产。2007年11月，上市公司ST深赛格以38451万元的价格将所持赛格日立73．24％股权转让给深圳国资委旗下的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与此同时日立公司将其所持赛格日立25％股份作价1．75亿元转让给远致投资。同时远致投资还将垫付8．5亿元用于清偿深圳赛格日立债务（包括银行欠款、1．68亿供应商欠款和员工安置补偿）。这意味着深圳市国资委以14亿多元的代价为赛格日立项目画上句号。

事隔多年，我们是否可以对赛格日立算一算帐，看看这个赌局是否合算？

当年的7亿多投资，应该说后来是赚回来了。赛格日立1993年之前一直亏损，但之后扭亏为盈，应该至少有10年的盈利期。但2005年之后的亏损，也就是最终由国资委付出的8．5亿元，是深圳政府付出的最后代价。

话又说回来，付出8．5亿之后，深圳政府干净回收了该12．17万平米地块。2009年，该地块由市属国资深业集团获得。深业集团斥资178亿元在此地块上开发了总建面达63万平米的“深业上城”。假设该项目净利润率为20％，则深圳国资可获利约36亿元。也就是说，最终深圳政府在这一项目上并没有严重亏损，但赚的主要是土地增值和房地产收益的钱。

当然，在当时的中国彩电产业，这个项目的产业重要性不亚于现在京东方和TCL的TFT－LCD和AMOLED产业。由于赛格集团的四大项目，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深圳彩电三巨头当时在国内的市场地位和竞争优势。如果以此计算综合经济收益，深圳政府应该是划得来的。

但是赛格集团后来的巨额亏损让深圳政府不胜烦恼，应该说在政府那里应该是视之为一个教训的。事实上，1990年代到2000年代将近20年时间，深圳对政府直接投资产业项目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在本系列《于幼军与深圳芯片产业》、《芯片争夺战深圳大结局》两篇中，笔者曾提及，在2001年前后的中国各城市第一轮投资芯片狂潮和近乎疯狂的地区竞争中，深圳之所以最后颗粒无收，就是因为深圳不敢像上海、苏州等城市那样，赌上太多的财政资金。而在《刘应力身后：深府科创系统的衰落》一篇中，我也曾提到，刘应力主张政府既不应下场踢球做运动员，也不应做裁判员，而只应该做“场地维护员”。可以想见在刘应力主导深圳产业政策（担任常务副市长）那几年，深圳是不会拿财政资金去豪赌产业项目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这在中国算不算正确的政府定位。
也许正是由于赛格集团教训，深圳政府才寻找另外的模式，于是才有深创投的探索。这是真正的政府做风投，只不过是以国有企业来做风投的方式。然而深圳政府并没有赋予深创投招商引资的任务，因为并不限定深创投有多少比例投资深圳公司。政府最初也声称不给深创投塞项目。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深圳政府仍有被人诟病的产业投资项目。

2001年7月29日，雷天绿色电动源（深圳）有限公司与深业集团、深圳创新投、市免税集团、高新投等四家公司签订合资组建雷天动力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四家深圳国企各投资0．5亿元，共注资2亿元。

雷天绿色电动源公司是一个名叫钟馨稼（原名钟剑峰，广东廉江人，毕业于湛江艺术学校）、自称是锂电池专家者的私营公司。钟自1996年起，自称曾在珠海市投资建立了生命源锂离子动力电池实验基地及纯电动车研发基地。不管钟是否是一个骗子，深圳4家国资投入的这2个亿最后打了水漂。

之后钟先后声称在唐山、洛阳、池州等地建立电动车生产基地。但至今为止，在国内的电动汽车市场和动力电池市场上，没有雷天的地位。
深创投被迫注资此项目，说明深圳政府不给其塞项目并不是铁律。但深圳政府并没有把深创投当作招商引资的工具，没有令其扮演合肥产投、合肥兴泰、合肥建投三大国资投资平台所扮演的角色，是否也说明深圳政府更具市场意识，不愿过多介入微观经济运行领域？又或者，说明那时的深圳政府根本不CARE招商引资，如果它愿意留住深圳企业在本地投资，就足够了？过去十多年里，那么多企业搬出深圳，到2021年它还能够是规上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大城市？

三

直到深圳政府大手笔投资华星光电，人们才忽然发现，其风格迥异于过往了。

2009年11月，TCL集团与深超公司在深圳宣布合作投资建设第8．5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生产线项目，总投资额245亿元，其中建设资金220亿元，流动资金25亿元，项目建设单位为华星光电。TCL集团与深超公司各持股50％，注册资本100亿元。

TCL宣布了一个非公开募资50亿元的定向增发计划，以筹集资本。深圳市国资委由深超科技投资出资50亿元。当时深圳政府与TCL约定，该50亿出资在5年后由TCL进行股份回购。

2010年1月，华星光电8．5代线液晶面板项目开始动工，据称这是中国大陆在京东方之后第二条自主建设的8．5代液晶面板产线。2011年8月，华星光电8．5代线建成点亮。

根据深圳市政府项目优惠政策及TCL与深超公司签署的《关于共同投资建设第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项目的合作协议》，深超公司为华星光电项目建设提供不超过54．1亿元人民币的委托贷款。在项目二期量产后连续3个月达到月投入玻璃基板9万片时，经专业机构对实际产能进行评估后，由深超公司报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对该笔委托贷款形成的债务予以豁免。

2013年11月，TCL华星宣布将投资244亿元建设第二条8．5代线（t2项目），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技术升级。

2014年9月，TCL华星再投160亿元建设6代面板生产线（t3项目），项目预计2016年底实现量产。此前的两条8．5代线，主要是生产大尺寸的电视液晶屏，而这条6代线，则主要聚焦于小尺寸的高端智能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和车载显示屏。

根据2018年5月TCL公示的信息，运营两条8．5代线的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11．0024％的股份，广东粤财信托持有3．2841％的股份。

华星光电t6项目于2016年年底开工，总投资465亿元，主要生产43、65、75英寸液晶显示屏及超大型公共显示屏，设计产能为每月9万张基板；该项目2018年点亮投产，2019年达到满产。

t7项目总投资426．8亿元。主要生产65、75、85英寸的8K超高清显示屏及65、75英寸的OLED显示屏，设计产能为每月10．5万张基板。与t6相比，t7项目提高了OLED产品比重，增配了印刷显示技术，产品以8K高附加值为主，以弥补中国大陆在8K、OLED产品的市场空缺。该项目2018年开工，2020年9月点亮，2022年2月实现满产，达到95％良率。

根据上述公示，承担华星光电11代线项目的深圳市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2016年注册成立，由“华星光电技术”认缴出资额114亿，持有53．0233％股份，深圳市重大产业发展一期基金出资80亿元，持有37．2093％股份，三星显示株式会社出资21亿元，持股9．7674％。项目公司总注册资本215亿元。这表明深圳市重投公司出资80亿支持了华星光电11代线项目。

深圳政府如此大手笔支持一个企业的重大产业项目，表明深圳政府已改变了过去谨慎保守的风格。

从时间线上来看，合肥市出资拉京东方在合肥建设第一条6代线，是在2008年9月，深圳市与TCL合作似乎晚了一年。但深圳政府早在2005年到2006年期间，就与京东方共同启动了“聚龙计划”，由深圳政府牵头投资，助力京东方建设6代线。说明深圳政府的转向要早得多。

深圳市政府早在2005年底就制定了平面显示产业发展规划，这个规划促成了深圳的“聚龙计划”。2005年下半年，在深圳市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深感被卡脖子之痛的TCL、创维、康佳、长虹四家彩电整机企业组成联盟，计划与液晶面板企业合资在深圳建6代以上的面板生产线，并谋求信息产业部等主管部门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当时中国大陆只有京东方拥有可以建线的能力和知识产权，于是主动来找京东方，而后者也乐见有这样一个扩张的机会。

京东方原为军工企业774厂改成的北京电子管厂。1993年4月，以北京电子管厂的经营性资产出资（国有股），以2600多名干部职工的现金集资670万元（只够发3个月工资）出资（职工股），加上银行的债转股（法人股），成立了混合所有制的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公司，王东升任董事长兼总裁，公司与日本旭硝子、松下等建立合资企业。1997年6月京东方在深交所上市发行B股，募资3．5亿港元，2000年在深交所增发A股，募资9．7亿元人民币。

网上流传的长篇文章《工业英雄：京东方的故事》曾披露：

2003年，京东方冒险出资3．5亿美元收购韩国现代电子的一条4代线，进入TFT－LCD领域。2003年9月，京东方在北京亦庄动工自建一条5代线。在北京市政府借款28亿元人民币和建行牵头银团贷款7．4亿美元支持下，5代线于2005年5月量产成功。但正赶上液晶产业低谷，2005年京东方亏损16亿元。2006年又亏损17亿元。为了还贷，京东方不得不卖掉持有的台资冠捷股份获得24亿元，并卖掉2003年所收购现代电子的4代线。

急于扩张的京东方受到资本规模不足的限制，以及面临连续巨额亏损的压力。这是当时京东方与聚龙联盟相遇时的状况。

2006年5月京东方以40％的控股比例成为聚龙光电的技术提供方后，当事各方决定将聚龙光电的注册资本增加到2000万元，其中京东方以技术和资金占40％的比例，深超则占20％股份，其他四家彩电企业各占10％的股份。

按照原来的计划，聚龙光电的6代线项目将于2006年9月动工，到2007年年底量产，恰好能赶上2008年北京奥运的黄金期。但这个计划也充满了矛盾，合资各方就上液晶面板还是上液晶模组、是上6代线还是上7．5代线等问题分生分歧。

据说在聚龙计划的消息流传出来后，日本夏普于2006年6月主动向深圳方面提出建设一条7．5代线的计划。四巨头中的一家转向夏普，另两家犹豫。长虹直接撤出这个计划，做等离子（PDP）去了。聚龙计划瓦解。

但深圳方面与夏普、LG、三星以及友达等面板巨头的谈判，一直没有进展。而京东方则在成都市政府的招手下，与其合作建设一条4．5代线。成都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京东方创新了融资模式，解决长期亏损下资本不足难以扩张问题。2008年7月，京东方为成都4．5代线向成都高新投资集团和成都工业投资集团增发股票18亿元，国开行牵头银团贷款16亿元，总投资34亿元的京东方投资项目2009年10月达到量产。因此准确来说，所谓“合肥模式”应该叫“成都模式”。

2009年6月，准备签约的夏普突然决定改为与南京合作，致使深圳的计划一下子走入死胡同。当时深圳市曾再度向京东方招手，京东方有意再入深，但当时合肥也向京东方敞开了怀抱：土地已经备好；深圳能给多少，合肥就给多少（合肥市为这个项目准备投入60亿－90亿）；书记市长齐上阵，全力支持；如果夏普也来找合肥，合肥不受干扰与京东方合作。2008年9月12日，京东方与合肥市签订了建设6代线的框架协议。据说当时深圳刚刚经历人事震荡，新的领导于9月11日再度向京东方伸出橄榄枝，请京东方王东升到深圳吃饭。但京东方与合肥第二天就要举行婚礼了。2009年4月，京东方合肥6代线项目动工，总投资175亿元，其中合肥市出资30亿。之后2009年8月，京东方与北京市政府合作建设8．5代线上马，总投资280亿元。

TCL集团的董事长李东生向深圳市领导提出了组建团队自主建8代线的建议（TCL是原定承担与夏普合作建线任务的中方企业）。深圳时任新代市长立刻支持这个想法。

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如果项目能干成当然是大好事，但如果失败，决策者也颇有压力。风险如此之大的原因是：第一，该项目投资巨大（后来的预算是总投资245亿元），是深圳市有史以来的最大工业项目；第二，当时并不存在一个能够建线的团队，只是存在招人的可能性。因此，当时市委常委开会讨论时，大多数人持反对态度。

TCL进入液晶显示器工业的想法由来已久，也是聚龙计划的主要发起方。聚龙计划流产后，TCL一直寻求通过与国外企业合作引进技术。2007年，TCL与三星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在三星的技术支持下建设一个液晶模组厂（共4条生产线）。TCL液晶模组项目的负责人是来自南京LG液晶显示公司（模组厂）的贺成明，项目的20余名核心技术人员也都是贺成明在南京的老部下。项目2009年2月量产，并在投产的当年实现了盈利。

TCL的液晶模组厂本来是为三星代工的，但项目的实施却使TCL生成了自主的能力。在这个项目的4条生产线中，只有第一条线是由三星派来几个人提供的帮助，其他三条线的设备采购则都是由TCL自主招标、采购设备并组织建设的（采用的大多是三星供应商的设备）。

TCL通过这个项目集聚了一些人才，熟悉了液晶面板行业，并在业内建立起人脉关系。2009年春天，台湾某公司董事长王先生在拜访贺成明时说，其实你们可以通过招募台湾工程师团队自主建设TFT－LCD生产线，台湾的液晶产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夏普的毁约断了深圳市和TCL通过“国际合作”建设生产线的念头，于是李东生想起招募台湾团队自主建线的建议，他找到陈立宜。陈立宜原是奇美在大陆业务的负责人，2009年3月因内部斗争而出走，与另一位离开奇美的干部带领一支20人左右的设计团队准备在惠州创业，建立一家模组设计公司（design house），同时也参与了TCL的模组项目。

深圳市政府在2009年9月确定了TCL集团提交的自主建线方案（稍后正式批准）。华星光电筹备时，台湾两大液晶面板生产商群光（富士康旗下企业）与奇美合并，以便应对市场变局。但合并中群创过于强势，造成很多奇美工程师出走，使得华星光电迅速引进了近百名台湾液晶人才。据说当时郭台铭放言：去华星也没用，我会把它买下来后，叛逃的都fire（开除掉）。

几乎也在同时，前LG显示业务副社长金旴植因跟高层的纠纷愤然离职，加盟华星光电并带来十几位LG液晶的高端人才。

2010年年初，深圳市与TCL联合成立8．5代线的项目公司华星光电。据说王荣曾经直言，这个项目干成了是中国自主创新的一面旗帜。为了有个“备胎”，后来政府麾下的深超科技把所持华星光电的15％股权转让给三星，以便在万一不行时可以由三星接管，同时TCL出资1亿美元获得三星苏州项目的10％股权，形成双方的战略联盟。

王荣（当时还是代理市长）亲自担任液晶项目领导小组组长。经李东生推荐，深圳市同意，贺成明被任命为华星光电的法人代表和CEO，全面负责项目；陈立宜任执行副总裁，主导技术路线。金盱植任高级副总裁，他曾负责过LG从3．5代到7．5代线的建线，弥补陈立宜缺乏建线经验的不足；副总裁王国和曾任奇美的厂长和龙腾光电的副总经理，是建厂专家；副总裁王兴隆曾任友达资深协理，一手奠定友达品质管理的基础，由他来负责华星光电品质管理。

2011年8月，华星光电8．5代线建成点亮，到2012年2月，良率达到90％以上，满产后稳定在94％左右。2012年华星光电便实现了3．15亿元的盈利。2013年TCL财报显示，当年净利润28．9亿元，同比增长126．7％，华星满产满销成为最大的利润来源。2014年，TCL实现销售收入975．56亿元，净利润42．33亿元，其中华星实现净利润24．34亿元，占比超过50％。

通过华星光电项目的实施，TCL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打通彩电产业链的企业。从规模上看，TCL华星已拥有6代、8．5代、8．6代、11代线在内的9条面板生产线，形成了不同面板世代线搭配的完善体系，在行业中处于领军地位；从营收上看，从2012年72亿元增长到2021年近80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1％，是行业内唯一一家一直保持经营性盈利的企业。

而通过与TCL的合作，深圳市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液晶面板生产基地。仅TCL在光明区就有t1、t2、t6、t7共四条生产线，再加上2013年3月以4．46亿元，收购华映深圳液晶模组厂100％的股权获得的模组工厂（台资中华映管2005年在深圳光明投资9000万美元兴建）。此外深圳还拥有全球最大的中小尺寸面板厂商天马微电子，2021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8．29亿元，天马的LTPS智能手机、车载TFT、车载仪表出货量居全球第一，刚性OLED智能穿戴产品出货量全球第二，并在高端医疗、智能家居、工业手持、等多个细分市场保持全球领先。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京东方将成都模式移植到其他地区的项目中，先后建设了重庆8．5代线、鄂尔多斯5．5代AMOLED产线、福州8．5代线等等，做法仍然是京东方向地方政府或特定国有投资公司增发股票、地方政府继续通过国开行注资，而京东方以小部分资本或技术入股……几乎屡试不爽。公开信息显示，2006年到2014年间，京东方接受各个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出资以及补贴的数额超过800亿元。在这样的条件下，2015年，京东方的液晶面板出货量排到了全球前五。

2021年，陆系面板厂出货总量达1．58亿片，占比为62％，刷新历史高值，较2020年提升7个百分点。份额增长不仅来自收购，还来自于大陆产能本身的拓产。台系面板厂2021年出货达5200万片，占比为20％，相比2020年减少3个百分点。台系双虎群创和友达在市占比上均有收缩。韩系面板厂（含大陆工厂）出货2900万片，占比为11％，比2020年减少7个百分点。份额减少幅度为四大区域之首。2022年，受TV面板经营利润恶化，预计韩系厂商将逐步退出大尺寸LCD事业，而专注于泛OLED事业，以及更前沿的QNED、MicroLED等技术。

日系面板厂在Panasonic退出之后，大尺寸液晶面板仅剩独苗Sharp。2021年，全球大尺寸面板市场在大部分月份保持景气，Sharp顺势提升稼动率，带动日系份额达到6％，增加2个百分点。

形成这样的市场格局，京东方与华星光电功不可没。京东方2021年财报显示，公司全年营收首次突破2000亿元，达2193．10亿元，同比增长61．79％，归母净利润达258．31亿元，同比增长412．96％。在主要的半导体显示器件业务部分，京东方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等五大应用领域的市场占有率持续稳居全球第一。TCL科技发布的业绩快报显示，公司2021年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635亿元，同比增长11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100．6亿元，同比增长129．3％，其中半导体显示业务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0％。

京东方成为LCD面板行业的领导者，目前共有14条生产线，其中4．5、5．5．5、6代线各1条，8．5代线5条，8．6代线1条，10．5代线2条，amoled6代3条，以6100万片出货量位居头部，同比上涨超过30％，占到整体行业的24％，份额增长6．5个百分点，提升幅度也居行业之首。

华星光电以坚决有节奏的产线和产品规划成为唯一的对BOE有可能形成实质挑战的竞争者，目前共有生产线9条，其中8．5代线3条（深圳2，武汉1），8．6代线1条，10．5代线2条，ltps－lcd线和amoled线各1条，2021年在65、75寸等大尺寸出货提升显著。华星光电以约4200万片的出货量位列全球第二，市占提升至17％。

京东方和华星光电两家公司合计全球份额41％，占陆企市场份额（62％）的三分之二。

四

迄今为止陆资面板企业并没有受到贸易战与科技战的冲击，但芯片产业就不同了。无论是陆资芯片代工巨头中芯国际，还是华为海思这样的芯片设计公司，目前都面临着制裁的严峻形势。

笔者在前述《深圳芯片大结局》一篇中，曾述及了中芯国际在2008年决定于深圳建设8英寸和12英寸各一条集成电路前工序生产线。其中8英寸晶圆厂于2014年投产，生产工艺为0．35微米到0．13微米。

8英寸产线并未传出深圳政府入股或投资的消息。可以想见，必要的土地、水电、税收等政策优惠是必然的，政府配套建污水处理厂。到2021年3月双方宣布合作建设12英寸产线时，总投资23．5亿美元中，中芯深圳公司和深圳重投集团（出资5．6亿美元）分别拥有约55％和不超过23％的权益。中芯国际和深圳政府将共同推动其他第三方投资者完成余下出资。2021年11月，中芯控股已同意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大基金”）II转让于深圳合资协议项下已认缴但未缴出的资金5．313亿美元，占据中芯深圳股权的22％。

这里的深圳重投集团，即是于2019年5月组建的代表深圳政府投资重大产业项目的平台，注册资本为20．8亿元。深超科技成为深重投的全资子公司。深重投出手的第一大单就是“重投天科”。

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晶片研发商天科合达，公司设立于2020年10月，当时深重投以7200万元持股45％。2022年6月底，公司增资扩股，深重投出资8．8亿元，持股比例下降到40％，宁德时代以1．5亿元持股6．8％。该公司正在建设6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及碳化硅外延片材料生产线，项目一期投资32．7亿元，达产后将实现年产10万片碳化硅衬底与25万片外延片。

2021年8月，重投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深超科技”作为投资联合体之一还参与了北大方正集团重整（中国平安主导），单独并购（未披露出资额）北大方正集团持有的方正微电子全部权益。方正微电子的工厂位于深圳龙岗区宝龙工业区，拥有两条6英寸晶圆生产线（分别建成于2003和2008年），据说月投达5万片。此外据说方正微电子是国内首家实现6英寸碳化硅器件制造的厂商，开发的13个系列的碳化硅产品已进入商业化应用，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另外该公司据说成功开发出使用6英寸硅基氮化镓材料制备的HEMT和SBD器件，耐压超过1200V，性能居国内领先水平。

2022年6月，深重投则与华润微电子联合深圳市引导基金以及深圳市宝安产业投资集团，共同出资设立了润鹏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该公司据说将在宝安建设12吋集成电路生产线。

除了直接的战略投资，深重投还作为LP出资股权投资基金，从这些基金的投向看，目前，深重投主要投向半导体专项基金。其新近出资的基金包括：2022年5月与中基国科等共同出资的深圳市重投芯测一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4月与芯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深圳市重投战略新兴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值得一提的是，深重投也是芯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股东。据公开信息，芯鑫融资租赁为一家专注集成电路行业的租赁公司，成立于2015年，注册资本132亿元，其股东阵容强大，包括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湖南、河南、西安等各省产业引导基金等。重投战略新兴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设立不久，即投资了移动存储控制芯片与智能家电MCU芯片领先企业芯邦科技。

此外，深重投也是大基金二期的LP。

虽然深圳政府也设立了诸如引导基金等一系列政府投资平台，但它们与深重投的分工显然是明确的，深重投主要就是投资大项目，而且明说了主要就是投芯片、生物医药两大产业。这些大项目可能有较大风险，但对城市的产业发展有战略需要，必须投，且不以盈利为目的。或者说重投就是安徽模式在深圳的投射。

如果在2002年深重投就有了，那么于幼军的遗憾或许就不会发生。那么中国的芯片产业空间格局就会完全改写？当然历史不能假设。

五

其实如果说合肥模式并非合肥首创，京东方在成都就已基本确定了这一模式的这一特点的话，那我们不得不说，早在京东方之前，深天马就已经开始进行这种操作了。

早在2006年4月，天马微电子与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上海天马”，注册资本10．3亿元人民币，投资32．9亿元人民币，在上海浦东张江园区建设国内第一条4．5代TFT－LCD生产线。2008年3月，该项目就正式投产。

之后深天马就迅速复制。2008年9月，天马微电子与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注册成立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第二条4．5代TFT－LCD生产线，项目总投资为30亿元人民币。项目签约时间与京东方成都4．5代线相差无几。

2008年11月，深天马复于武汉以同样模式投资建设第三条4．5代线。每条线深天马的实际投资大约占项目总投资的10－15％，以小博大，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急切心情而引入政府杠杆资金，由此实现了低成本扩张，奠定其国内最大的中小尺寸面板制造商的基础。某种意义上，京东方不过是效仿深天马而已。

争论是哪个城市创造了这种招商引资模式已不重要。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中国的城市政府为何走到了这一步，这种模式对全球来说，是一种值得其它国家借鉴的政府创新，还是一种误入歧途？

为何走到这一步？当然是招商引资的激烈竞争所致。

本来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正常的方式应该是，打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既能够鼓励本地人民创业、创办企业、发展产业，也能吸引外资和外地投资者来本地投资兴业。1980年到到2000年代中期的深圳特区政府，就是这样做的。在2000年代中期之前，深圳特区根本就没有招商引资的概念。2005年，深圳政府才正式设立“投资推广署”，负有招商之职责，但与国内其它地区的城市相比，特别是跟长三角的城市相比，深圳在招商引资方面是极其笨拙的，效果也不佳。深圳真正开始重视招商引资，其实是自2019年开始举办全球招商大会起。

全中国各地区城市都去招商，而产业投资的资源其实是稀缺的，就会导致激烈竞争，内卷之下，各地都会竞相推出各种优惠政策，进行政策竞赛。特别是那些产业或资源基础薄弱、不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被迫给出最优惠的政策，但仍然只能招到那些高污染、高耗能、地方收益极薄的产业项目。

最初的优惠政策，一般都是在土地、水电等基础设施上打转。因为地方政府不具有“征税权”，因此除了中央政府允许的诸如“三免五减半”之类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外，也不具有更多的“免税权”。但还是有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绕道措施，也就是通过给予等额的财政奖励（补贴）措施，行“减免税”之实。

这样的后果，是逼着某些产业和企业，为着优惠政策而扭曲企业的投资、经营决策。更产生一些骗子，打着投资的名义，骗取政府各种优惠措施，获得土地之后，通过搞房地产牟利。

由是产生一个地方政府的不断被迫升级过程。一方面在经验与教训（自己的与别人的）的训练下，地方政府正在不断变得精明与专业，对产业投资项目的辨识能力正在提高，对企业投资计划的情报工作也做得更加细密，另外在签订投资协议时的法律风险预判能力也有很快提升。很多地方政府在一些较重大投资项目上，给予优惠政策时，会与投资者签署对赌协议，并且在对地方税收的增收方面写入明确的目标，作为对赌的条款之一。

从“园区招商”到“产业链招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理论层出不穷，地方政府很容易夸大自己的产业链中所拥有的优势，或者太热望于通过一个大项目的带动而为本地建立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其实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赌博心态正在上升到新的高度。

这就是所谓“合肥模式”最终成型的氛围背景。因为寄希望于一个大项目带动一个产业链，因此拿出巨额财政资金去加重项目落地的砝码也就可以想象了：赌赢了，盆满钵满，如果输了呢？

对于“合肥模式”，人们往往只看到了合肥赌赢了的几个项目：京东方、兆易创新、科大迅飞、长鑫、蔚来汽车等。但是“无冕财经”的一篇报道《合肥模式你无法复制》提醒人们，也曾经有多个失败案例：

其一，2007年8月，不沿江（长江及其一级支流）不靠海的合肥，大胆引进了中国最大民营船企熔盛重工集团，在合肥设立了两家分公司（合肥熔安动力机械有限公司、熔盛机械有限公司），总投资50亿，准备在合肥打造全国最大的低速船舶柴油机生产基地。为了解决其航道问题，安徽省和合肥市共同牵头出资12亿元，改造了从派河到长江的132公里的航道，增加了巢湖、裕溪口两道船闸，使得船舶低速柴油机能够直接从合肥运往长江，再通过长江出海。

2010年左右，熔安动力和熔盛机械走向了巅峰，合肥市领导豪情万丈地说：“由于合肥不靠海运港口，当时许多人并不看好熔盛重工在合肥的发展，但现在你们用事实证明了你们创造了业界‘奇迹’。”可这个奇迹很快就成了遗迹。2013年造船业骤遇寒流，航运市场急转直下，熔盛系企业深陷连环债务危机。明星企业成了“老赖”，最后只能靠拍卖土地追回欠款。

其二，2009年，合肥市斥资20亿元引进日立等离子面板项目——安徽鑫昊等离子显示器件有限公司，是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2年，鑫昊公司的总资产除去总负债，仅剩9．99亿余元，比起3年前缩水了一半。而后，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分三次出让将安徽鑫昊等离子股权给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如今，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依然持有安徽鑫昊等离子31．25％的股权，资产亏空早成定局。

其三，2010年8月，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合肥）有限公司1600兆瓦太阳能电池项目在合肥高新区举行奠基仪式，安徽省和合肥市的领导悉数到场参加开工仪式。合肥赛维的创始资金25亿元全部来自合肥市。

2011年开始，全球光伏市场出现产能过剩、需求降低，赛维逐渐陷入资金链断裂、债务恶化的困境。2013年秋，合肥赛维光伏产业基地经过21

轮举牌竞拍，被通威集团8．7亿元收入囊中，躲过了破产倒闭之劫。半年之内两度转手，这个号称全球单体投资最大的太阳能电池项目得以起死回生，但合肥市政府垫资代建等巨额经济损失，则很难挽回了。

其四，2013年9月，合肥巢湖经开区称，将与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投资超200亿元打造世界首个生物经济示范区，建成国际领先的生物经济研究中心和产业基地。

但2016年4月一期工程竣工后，安徽未名资金链就断裂。原本可容纳30～50条生物制药生产线的一期项目，至今没有一条投入运行。
当然，赌博就有赔有赚。其实在深圳的产业发展史上，也多有相似的政府大规模注资失败的案例。但人们只看到成功的案例。决策者对外也只讲他决策成功的项目。

这里面有两个值得辨析的问题：

其一，大部分的项目运作周期，与官员的任期周期，并不匹配。正常而言，一届政府任期为5年，一个大的产业投资项目，从政企谈判到签协议到落地开工建设到投产到看出成败，是一个长周期，往往并不在5年之内；更何况官员的任职时间往往并不与一届党委、政府的任期相匹配，大量主官频繁调动，往往于届中调来，一届未满即提拔或调离，因此主官的任职时间与项目的运作周期往往不相始终，如是，许多项目一届主官往往只能开个头，而管不了结尾，因此事实上无法追究决策责任。何况一个大项目，主官往往将之安排为集体决策的形式，如市政府常务会议及市委常委会一致通过，也使得责任的追究无法落实。

其二，除非有明确的政企勾结、行贿受贿，否则，企业及其重大产业投资项目的运行成功或失败有诸多影响因素，更何况有产业周期的节奏问题。企业及其产业投资项目的失败，如何归因于地方主官的决策？在逻辑上很难找到直接因果关系。

坊间颇为诟病的所谓“新官不理旧帐”问题，大部分是这种情形。往往是旧官当初喜滋滋地剪彩开工的项目，到新官时期风险已经毕露，新官不愿意为前任、前前任的决策承担责任，从政治伦理上来说，似也可以理解。

倘若失败案例只是偶然，甚或占比不高，那么我们还可以在产业经济学的范畴之内视之；但是倘若失败与成功的机率一半一半，甚或失败的可能性更高，那么这就不再是一个产业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学问题了，即我们必须从政治学上反思：直接介入微观经济运作，是否应是一个政府的业务范围？高度风险厌恶的财政资金，应否投入到高风险的产业投资项目中去，哪怕是以国有投资基金的形式？也就是说，国有资本大规模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会不会最终表现为一些弊端而非优势？

六

在论证“合肥模式”的合理性时，国内学者往往引用“地方政府锦标赛”理论。

北京大学周黎安等于2004年提出，上级官员主要依据经济增长来考核和提拔下级官员，因此下级官员有着很强烈的动力来发展经济以求能够获得政治上的升迁，因此形成一种地方政府的政治锦标赛制度。

这一理论有着明显的缺陷，即无法有效证明官员提拔的决定者组织部门（或一级决策者），是否建立了这样一种绩效考核体系，并以此作为干部提拔的依据。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的案例能够证否之。

假设组织部门是择优才而用之的话，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来说，能体现一个干部才干的，也绝对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成就。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时期，干部的才能至少体现在三方面：改革、发展和稳定。现在可能部分权重会下降，而部分权重可能上升了。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可能事实会是：主政期间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绩，最多只能算是获得提拔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其实也不是必要条件，只是可以拿来说的一种因素而已。

如此，我们必须在更多元的理论框架下，来探讨地方主官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比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伦理角度、或者官员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角度之类的。

问题是，官员为何不愿意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来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或提升居民的社会福利，而是用来做风险投资、去砸向重大的产业项目？前者同样可以自我价值实现或“造福一方”，也同样可以作为政绩向上表功。

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学课题，涉及到上层与地方的复杂博弈关系，这种博弈关系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政府权力过于集中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但这种博弈过程，成本也是高昂的。

笔者认为，倘若要解释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逻辑，较“地方政治锦标赛”理论更有价值的，其实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公司型地方政府）理论。

这一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戴慕珍。“公司型地方政府”最初只是她用来解释地方政府帮助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现象。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大致可以表述为：地方政府在自己所辖的行政区域内，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对各种行政资源的控制和支配为资本，以商业行为和超经济强制为背景的市场交易为经营手段，以获取民众廉价劳动力的使用为用工和人事管理策略。

所谓“经营城市”，就是地方政府把城市当做一种综合性的、多元化的、庞大的特殊资产或经济实体加以经营，在这种经营中实现价值增值，在有限增进社会福利的同时实现政府自身收益最大化。

人们对“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最形象的描述，就是地方政府将一个城市当作一个公司来经营，市委书记就是“董事长”，市长就是“总经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就是监事会主席；组织部长就是“人力资源总监”，宣传部长就是“公关总监”，财政局长就是“财务总监”。如是，一个城市的GDP就是公司的年度总营收，而“地方财政收入”就是净利润。

对于一个地方主官来说，与其说他看重GDP即公司的年度总营收，不如说他更看重公司的利润总额即地方财政收入水平。因为无论是地方政府的日常动作需要“吃饭财政”来保障，还是城市的基础设施或地方的经济发展需要“建设财政”或“发展财政”来投入，以及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公共财政”投入，财政没有钱就没有一切。

对地方政府来说，财政收入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本地经济中产生，另一则是由上级政府转移支付补贴。本地经济中产生，在过去20年里，除了税费收之外，地方政府发明了“土地财政”，利用实际掌控国有土地的权力，而通过卖地获得收入。经济学者认为，在过去的招商引资中，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将工业用地以极低的地价，甚至免地价送给产业投资者，所依赖的就是“土地财政”，即通过住宅用地的高地价来平衡工业用地的超低价。但以超低工业用地的代价，必须能够换取产业投资所产生的税收，否则地方经济就难以为继。

戴慕珍曾经给予这种“地方性国家统合主义”以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成功地通过制度安排能够完成经济增长的任务，这是制度优势。

对此人们争论较大。虽然事实是，这种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操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且在某些产业领域确实建立了中国的产业优势地位。前述面板产业即是如此。但其有效性其实基本只限于相对技术成熟的产业，或者某一产业中相对技术成熟的链条、环节。它并不能支持创新，也不能支持中国企业在某个产业链中建立相对全球的技术创新优势。

例如，在深圳的产业体系中，政府砸巨资支持的芯片和面板产业，迄今为止都是技术成熟的环节，无论是中芯的8英寸或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还是TCL华星光电的4条面板生产线，均并未在全球具有技术领先性。当然，建立这样的核心生产能力对产业链安全仍是重要的，但深圳的地区创新网络并不能靠这样的产业投资建立起来。

有人指出，随着改革的推进，在市场体制已经基本建立的条件下，深度卷入市场运行的“地方性国家统合主义”，已经很难再作为具有比较优势的制度安排。

       原文标题 : 金心异解开“深圳创新密码”43：“大基金”、“合肥模式”与深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