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谢泼德

1968年，德州仪器（TI，以下简称德仪）CEO马克·谢泼德和他的下属，资深副总裁张忠谋飞到台湾考察。

美国芯片产业的大公司正在海外的低工资地区设立装配厂，德仪本来想以机器自动化降低成本，但发现这个办法不够快，已在斯坦福完成博士学业的亚裔张忠谋，听从两个台湾同学的建议，向中意香港的马克建言说：

台湾恐怕比香港好。

两人到了机场，打了一辆计程车，马克开始感觉不好。他身高两米，把身子缩进去都有些困难，这种不快加深了基于过往经验的偏见。

二战后期，他在图森号航空母舰上当了三年中尉，曾到过中国的上海、青岛，和日本的横须贺，对于远东的印象，就是酒吧和舞女。

第二天，与台湾“经济部长”李国鼎商谈，马克开门见山，提出两个要求：

中和的地已经看好了，请你们协助取得；德仪很重视知识产权，请你们尊重。

马克这样提，有他的底气。他和德仪一样，都属于早慧的风格。他4岁上学，7岁倒腾出第一台矿石收音机，14岁高中毕业，19岁获得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二战后一次春日旅行的途中，他十分偶然的拜访并加入了德仪。

1951年，德仪从西电公司（Western Electric）取得晶体管专利，马克带领着一小队年轻的工程师，很快使德仪实现了大规模量产，领先行业竞争者足足四年时间。

到德仪杰出的发明家杰克·基尔比在1958年发明芯片后，马克又领导公司满足了美国国防部的需求：用芯片控制民兵洲际弹道导弹投放核弹。

德仪芯片技术在军事装备上的快速有效的应用，最终为该公司在袖珍计算器等民用消费市场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1962年的《生活》杂志上，39岁的马克被评为美国100名最重要的年轻人之一。芯片及其经理人，成了美国60年代初的时代偶像。

基尔比1958年发明第一块集成电路

也正是因为德仪在芯片行业的绝对领先地位，马克在推动德仪全球业务扩张的过程中，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格外在意。

德仪的核心优势所在，就是那些年轻工程师在实验室中的大胆尝试和激进的在芯片量产方面的努力。如果亚洲官员允许不守规矩的本土工程师把德仪的电路图抄了去，那么德仪还有多少钱可赚呢？

但是，马克对面老练的谈判对手——“经济部长”李国鼎并不这么看，他回应到：

那是帝国主义的东西，帝国主义用来欺负落后者的东西！

马克被彻底激怒了，但这还没完。李国鼎对德仪在中和的投资案似乎也不甚上心，说自己“无权决定，还要跟省政府、县政府去谈”。他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

你们要去中和？我在桃园有个地方，就是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隔壁，政府希望德仪也到当地设厂。

谈判到此，已经很难分清是当局的意思，还是李国鼎的意思，或者李国鼎就作主并代表当局的意思。

马克当即和李国鼎吵起来，他的提议令人难堪：早在美国时，德仪在日本的中国通事先选定了中和的地点，而且桃园RCA隔壁设厂让马克备受羞辱，这是一家在技术上“二流”的公司！与其为邻，拉低了德仪的格调。

尽管如此，马克依然没有忘记他此行的目的，他柔和了谈判手段，争取道：

我们会为台湾创造几千个工作机会！

李国鼎终于放松了自己的口径，但还是模棱两可：

我会考虑中和投资案。

马克与张忠谋回到下榻的圆山大饭店，点了一份牛排，盘子端上来，马克气急了，原来盘子上到处是酱油。在台湾人引以为豪的“国宾馆”，竟然能做出这种菜肴！张忠谋在一旁看着，暗忖明天就得打道回府。

未料来日一早，马克心情大好，意气风发，原来美国总部来电，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听闻德仪来台，立马许诺，如来，“要什么都答应”。

张忠谋在德仪工作十年，升迁极快，随着公司的全球化扩张，早已做好外派亚洲的心理准备，今次德仪设厂不利，怕是要带着手下的台湾工程师远赴新加坡了。

不过，李国鼎此时并没有放弃德仪投资案，作为备受老蒋信任的岛内财经系统的最高官员，他正在为台湾这个偏狭小岛的现代化之路苦苦筹谋。

战时的历练

李国鼎出生于南京一个地主商人家庭，自幼对天文学尤感兴趣，立下了“科学救国”的大志向。

在剑桥读物理学时，中日战争爆发，他向英国的导师咨询该怎么办，得到“科学家在战时应当替国家做事”的答案，由此启程回国，加入长沙的国民党空军，利用物理学专长提高导弹命中率。

战时的历练，使李国鼎成为一个干练的工程师和经营管理者。他有科学家的章法，喜欢与手下打成一片。在长沙的防空部队，他在数月内成为机械员的领袖，游刃有余的驾驭有才干的技术人员。

后来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他被推荐至资源委员会管辖的一个钢铁厂任职，每日与工程师和工头讨论问题，时间一长，他竟成了一个钢铁专家。

卢作孚在重庆办了著名的民生航运公司，旗下的机器造船厂为钢铁厂供应发电设备和锅炉，那厂长看中李国鼎的才干，就任台湾造船公司（简称“台船”）总经理时特意提携，邀他来台担任协理。

时值朝鲜战争爆发，岛内和日本一起争抢美国的军火运输生意，李国鼎勉力经营，将台船的运输价格降到比日商低6％的水平，赢得大量订单，研究日美船商的经营模式后，又将台船转型至修船服务，赢得美军验船师和海员交口称赞。

李国鼎忠诚任事，领导逢人便夸，“工业委员会”召集人注意到，邀请他担任自己的助手，主持岛内工业的发展计划。

通往权力之路

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经历了先是经济而后军事上的惨败，蒋介石痛定思痛，将财经大权交还手下的技术官僚集团。

这是一个为数大概四十多人的群体，普遍经历了西式的良好教育，在大陆时受国民党礼遇，行事干练清廉，到台湾地区后被当局重用，任职于各类委员会，超脱于常设的行政组织，代表国民党政权与美国打交道，薪俸由售卖美援物资得来的基金给付，相较一般公务员，很是丰厚。

背靠老蒋及其背后几十万军队的支持，技术官僚集团以日为师，照着明治维新的模子展开系列经济改革：

先是土改，政府以国营公司股票补偿地主，然后将土地分与农民；农业生产力提高后，又课以重税，将大部分资金发展工业；国营工业发展成熟后，再售予民营公司。

岛内工业化的资金，除了农业税，还有美国人送来的援助。

如同大陆地区运用苏联的三亿美元贷款引进156项工程，并建立门类齐全的国营工业体系，逐渐地完成进口商品国内替代生产（简称“进口替代”），台湾地区也运用数额更大、时间更为持久的美援来办这件事情。

不同之处在于，在执行权力机构上，大陆地区的引进工程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台湾地区的美援资源则交由非正式的行政机构美援会分配；

在工业门类上，大陆地区更偏重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台湾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借助美援棉花和棉纱发展的纺织工业、小麦和黄豆发展的副食工业；

在所有制形式上，大陆地区都是国营，台湾地区则是在国营成熟后，再透过立法程序尽量售予民营。

李国鼎与美援会其他技术官员

总的来说，岛内执行的是一套“计划式的自由经济”。这一制度施行五年后，岛内经济中国营企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例，从1946年的60％，降低到1958年的38％。

在工业委员会，李国鼎习得了一套务实高效的经济建设方法，他从一个精明能干的工程师式的经营家，快速成长为一个老练的财经官员。随着工作经验的增长，他发现了岛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软肋：

征收上来的农业税正被日益庞大的政府开支吃掉，炮轰金门让美国人意识到不能一直给美援，台湾地区必须得自己赚钱，但光凭凤梨和缝纫机，怕是要一直穷下去。

该怎么办呢？根源问题还是钱从何处来。

李国鼎旗帜鲜明的提出，工业要发展，就不可能老是进口替代、自给自足，自己人本来没钱，还做自己人的生意，终归是富不起来。那么，要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就必须发展外销工业，向海外源源不断地出口工业品。

而要搞出口，就要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大工业发展起来，几百万的农民便有工可做，等他们成功转换成产业工人，要在城市落脚，总需存钱吧，储蓄一上来，政权再发展工业，便不会苦于资金短绌了。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其中的货币兑换环节。

国民党政权吸取金圆券的教训，不敢再滥发货币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但当局的巨大赤字仍然存在，如用较低的汇率，便需花更多的本币、也只能征更多的税以满足国外采购的需求。

因此，保守派官员激烈反对旨在使本币贬值的汇率制度改革。

改革派最终获得了老蒋的支持，道理是了然的，美国人逼着经济自由化改革，却不指明赚钱的门路。

汇率改革不单迎合了美国人的需求，还能赚取大量外汇缩减赤字。与外销的潜在利益相比，政府在国外采购上多花点钱，也就不足为道了。

外销战略的拦路虎被搬了去，一场几十年难遇的大雨让李国鼎出乎意料地青云直上。

1959年，岛内八七水灾爆发，近半数农地被毁坏，三十多万农民无家可归，十分之一的GDP烟消云散。李国鼎被委任为重建计划负责人，与老蒋的副手陈诚考察各地灾情，深得赏识，由此获得最高级别的政治支持。

美军参与八七水灾援助

水灾重建获得成功，大量的海外华人回台参观，向陈诚诉苦，在岛内投资太难。承接海外投资的工作被全权交给了李国鼎，陈诚说：

投资人有问题不能解决，就是你的问题，你要帮他解决。

出口工业的执牛耳者

李国鼎研究外资在岛内设厂的政策，却发现一个流程下来，足足有七十多个步骤，其中颇多重复，如要拿农地盖厂，更会触碰四种法律，光是修法，便不知到何年何月，于是只有一个办法——设一个特别法。

此时他被陈诚多次举荐，获得老蒋的强力支持，不过两月，“立法院”开了25次联席会议，三读通过，定为“奖励投资条例”，省繁文缛节，免外销之税。

李国鼎就此成为岛内外销政策的掌舵者。

1964年晚春，美国电视机大厂通用器材公司的负责人上门找李国鼎，因当年东京奥运会举办，日商消费电子产业大事扩张，奥运过后产能必然过剩，便会到美国“倾销”。

通用为应付这股潜在的价格战洪流，不得不来台设零件装配厂以减少成本，但要招架住日本人，需快速核准设厂。通用所产电子产品，正是台湾所需，李国鼎知晓来意，允诺一个月内完成核准手续。

通用投资案一炮打响，台湾的外销工业被迅速纳入美国的电子工业体系，以对付来势汹汹的日本竞争对手。

负责美国对外投资联络的纽约办事处一连接到多家电视机厂的咨询电话，原来，通用器材公司的负责人到处向他的客户宣传岛内优异的投资环境，招来了RCA、摩托罗拉等电子大厂。

其后，一位美国友人又提醒李国鼎，岛内应寻找一显像管公司补足产业链，如此就能配成整机出口，于是他找来康宁和飞利浦落户。至此，岛内的消费电子工业，先于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形成一个健全的系统。

李国鼎的工作得到老蒋认可，1965年，他与蒋经国分别以“经济部长”和“国防部长”之职进入“内阁”，进入职业生涯的黄金期。

“经济部长”的工作异常繁重，周末无休，平均一天，至少要会见三位宾客，处理二十件公文，主持一场会议，基本每隔半月临出国前，还要去士林官邸汇报所见所闻，这导致他除了工作几乎没有多余的“嗜好”。有次他突感病痛以为患了重症，老蒋忙送他到美国诊疗，幸而无碍，两人都送了口气。

到了1968年德仪CEO马克和副总裁张忠谋赴台考察时，李国鼎已不用忧愁没有电子工厂，他的外销工作成绩卓著。

在“奖励投资条例”施行的十年时间里，岛内的外国直接投资、出口总额和储蓄总额都增加了十倍。他的经济设想如约兑现，甚至超乎预料。

在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当口，如要落地德仪投资案，需要多加考量的，是产业的群聚效应，以及新征农地所耗成本多。

但显而易见的是，此时当局还拗不过美商的大腿，没有什么选择的条件。周边的亚洲经济体在穷追猛赶，不只是台湾地区发现了出口工业的巨大商机，岛内的劳力密集型工业，正面临成本节节攀升和吸引力逐渐减弱的危险。李国鼎思量再三，最终还是答应了德仪的两个要求。

60年代的TI芯片工厂

执掌科技产业

进入1970年代后，岛内经济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国民党政权被逐出联合国，石油危机正将生产成本推到一个新高度，产业转型成为一个无法逃避的严肃课题。

工业化国家中的“模范生”——日本，成为岛内转型的学习样板。

那时，日本人已在战后的废墟上重建了经济，开始建立完善的品质管理制度，技术人员一丝不苟，尽善尽美，走路如风，给岛内公派赴日学习的工程师留下深刻印象。

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日本发展工业的策略，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发展一项工业，则会拨一笔基金成立一个社团法人，召集相关公司共商关键技术项目，定好税制和奖励补助方式，并以严谨的项目管理制度规范。

通产省的产业政策，在电子工业取得显著成效，岛内“国际经济合作委员会”下设电子工业发展小组，常派高阶工程师和官员赴日考察，学习NEC、东芝、三菱等日商的商业运作，和通产省等日本部委的产业政策。在日的工程师团体也组成学会，实时密切关注日本的技术进展整理成刊，及时传回岛内。

日本的成功经验珠玉在前，1973年，“立法院”拨款两亿元台币，设立工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工研院”），1974年成立电子研究所，瞄准电子工业转型方向，希冀能借该机构从外国引进技术。

1974年，潘文渊召集华人专家成立“电子技术咨询委员会”，为台湾发展技术工业提供咨询

到了1976年，“行政院”改组，李国鼎彻底从财经岗位上撤下来，被蒋经国任命为“应用科技研究发展小组”召集人，实际上接过电子工业转型的重任，工研院电子所就此成为他关注的重点对象。

依常理而言，李国鼎做了十几年财经工作，到已然是半致世的年纪接过一个“编外”委员会，这类职位一般被默认为满足退休养老之需，况且他现在手中无人又无钱。

但李国鼎不这么想。

他早在1947年《科学世界》杂志中刊发文章，评述罗斯福顾问范内瓦·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一书，认为中国需要发展科学研究，以增进人民福利。

岛内当局早有设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和“科学委员会”，多由留美学人主持，重基础研究，但轻应用科技，也不关注研究成果从实验到工业品的转化。

李国鼎意识到这一缺陷，着意利用当局“经济部长”等一干高官的鼎力配合，首先支持工研院电子所从美国RCA引进的CMOS芯片项目。

那么，要派谁去学习？岛内电子工业的人才从何而来？他们能担得起李国鼎的重任么？

人和的形成：芯片人才的成长经历

岛内较为公平的公立教育系统，为向外派人交流技术打下了人才的基础。

1976年，李国鼎大力支持的美国RCA引进项目，派了29个年轻人前往美国学习。他们有着惊人相似的人生轨迹：

幼时生长于贫穷的农村地区，高中联考时进入台北的建国中学，苦读三年后在台湾大学完成电机系的本科学业，之后工作两三年。

1976年，工研院派员赴美国RCA训练，图为受训学员与RCA公关主任合影

建国中学是全台最好的公立中学，无论城乡皆可报名，这为一些聪慧的农家子弟提供了上升机会。

不少外地农村学生跑到台北上学，生活颇为清苦，阳春面能加个蛋就是奢侈。

李国鼎说过，为了实现工业化，岛内的乡村地区“生产了廉价的粮食与工业原料，赚进了迫切需要的外汇，提供了极端缺乏的工业资金，并为正在发展的工业提供了适当的市场”，但做了一个更大的饼之后，财富主要流向了城市。

如何才能最好地分享城市化的红利？

建国中学一些家境贫寒的佼佼者，考中了岛内就业前景最好的台大电机系，抓住人生跳跃的最佳机遇。对于乡村的父母来说，台大电机系是一个金饭碗，是一种崇拜。

电机系是台湾大学的王牌，每年招收不足两百人，录取分数居冠。

电机系一个学期的注册费，不及一个乡村教师月工资的1／4，整个台大只有1／3学生可享受工读奖助，电机系则是人人有份，足以抵上每月的伙食费。

总之，电机系的教育算下来都不仅是免费、反而是倒贴的了。

1950年代，电机系的教学条件艰苦，但维持了很高的教学质量。

教授们没有研究室、研究设备和研究经费，兼课都无处可寻。盛夏时节，教室没有风扇，他们按老师的着装准则，只是穿着西装和长袍，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挥笔行书，汗如雨下。

电机系需用颇多原版英文课本，学生们找不到书局来印，戒严时期课下又禁止师生组织读书会讨论问题，那么，课堂上能否讲通就很重要了。教授们自费心血编成讲义，在课上发放，解了学生的心头之难。

60年代的台大图书馆，灯光不甚明亮

进入1960年代，电机系迎来发展的转折点。当时的系主任想出一个聪明的法子提升教学规格——募捐一座电机大厦。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旅美的电机系校友，获得极大反响，荣誉感被激发了，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捐出三十件仪器，在科学研讨会讲学的捐出报酬，最后，在美国的电机系校友组成一个校友会，每年公推四位成绩最佳的回台讲学。

到了1969年，电机系在教学硬件和思想观念上已发生地覆天翻的变化。

电机一馆落成，电机系一跃为台大最先进：第一个通过募款盖楼、第一个中央空调系统、容纳最多的研究设备。

电机系学生不必一毕业只能和电杆打交道，也不再把电力电信系统视为唯一的待遇优厚的职等。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校友带来了最新的微机与芯片设计知识，每场讲座都是人满为患，系徽从一个电力控制系统变成了一颗芯片。

赴美留学、留在大公司工作、移民美国，正在成为最流行、最经济、也最无可置疑的人生规划路线。正如一句话总结的：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台大电机系教授南下考察

圈子的形成：交大帮与电子所

一些台大电机系学生毕业后，进入交大读研究生，由此进入了芯片产业发展早期的核心圈子，占尽了天时与先机。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一批上海交大毕业的官员和教授在1958年“复校”。

这些人散布在“交通部”、“经济部”和“科学委员会”等重要部门，掌握着制定科技产业政策、分配经费、拟定人选的权力。

当局决定了发展芯片产业后，没有出国的交大人才近水楼台先得月，很自然地被委以重任。

到1975年“科学委员会”将“大型集成电路”卓越中心交由交大建设，交大毕业的年轻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芯片产业的骨干力量。

当然，放到当时来看，担任公职并不是一个最优选项，反而风险较大，毕竟相较于美国大公司，当局下拨的芯片产业发展资金实在太少，只有区区一千万美元，连买成套的设备都不太够，这样的摊子，谁来打头阵？

台大电机系大师兄胡定华，正是那个敢吃螃蟹的人。

他读完交大电子研究所的硕士后赴美留学，1970年返回交大教书，接手了全台第一间芯片实验室。当年，交大恰好主持近代工程技术讨论会，会上有校友提出，应该花一千万美元，实验性地进入芯片行业。

1973年，当局筹划建立电子研究所，以免受老人干扰，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做事的平台，也希望借此学会外国技术、实现自主发展。胡定华毛遂自荐，1974年获任为工研院电子所所长。

他日思夜想，究竟该怎么定义并实现当局给定的目标，再三权衡后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

在电子所办一个示范工厂，引进在当时较为先进、但尚不成熟的CMOS生产工艺。

这一方案立刻引起争议，有人因资源被挤占自是不赞成，也有人说资金本来就少，选了这个技术路线更难成功。但交大校友主持的技术评审委员会认为：

虽困难但可行。

同时，委员会扩大了CMOS芯片示范工厂的产能，由五百片晶圆增至四千片以具备经济规模。

这一决定是明智的，后来的实际运作证明，如果停留在五百片，只会亏更多的钱，使步履蹒跚的芯片产业遭遇更大的非议。

胡定华接下任务，开始调查比较三十几家外国厂商的技术引进方案，最后确定了美国RCA公司。

当局订立的目标是技术经济自主，引进方是否悉心传授就变得极其重要。RCA的制程在七微米，符合当时大部分芯片产品的生产需求，愿意教。

而且，办芯片工厂不是只会开机器搞生产就大功告成，生产前事先需要一张复杂的设计图纸为模板。RCA不仅能教生产，还能教设计，拥有丰富的知识产权积累和设计经验。

确定了RCA为引进方，电子所先后派四十多人前往美国学习。这些人不是新兵蛋子，普遍拥有三年左右的工作经验，对于学习的方向熟门熟路，尤其对于芯片设计，众人都很上心。

电子所学了RCA的技术，不过两三年，良率马上干到比RCA高三倍的水平，技术水平甚至已经略超老师傅，但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讲是赔钱的。

这时，芯片工业走到了一个转折点。如果示范工厂不能证明做芯片是赚钱的，谁会来做这个赔钱的买卖呢？

1950年代以后，岛内发展工业从来不以官营为主，而是官营先行培植，证明盈利性后转卖民营，也就是说，官营产业是一风向标，主要起牵引示范意义。

现在电子所的示范工厂陷入了僵局，电子所急需另调一拨人马新设一家芯片工厂，以证明芯片工业的盈利性和前景。

1978年，工研院第一批商用芯片出货，图为用其芯片造的电子表

1980年，“经济部”另行拨付一亿元台币，成立联华电子（以下简称“联电”）。

为表示这家公司的市场化运营性质，当局在民营公司中广泛招股，响应者寥寥。的确，几乎没人看好这个亏钱的生意。

当此关键时刻，不能让联华失败，不然从此以后，岛内将无人敢投资芯片工业。

芯片工业奠基：联电艰难起步

1980年，联电起火。这是万万无法预料的意外事件，好在这次火灾只造成了局部伤害，顶多使联电在第二年无法实现盈亏平衡。

但到了第二年，公司账目上的资金所剩无几。仅是研发投入，已经耗尽了几大股东三亿六千万元台币的注册资本，董事会质问到：

钱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

联电的股东里面，出大头的是“官股”，交通银行、中华开发和光华投资占据了公司80％的股份，他们是受“经济部”的委托与胁迫，代表当局履行出资的义务。

剩余20％的股份，是求爷爷告奶奶，才从多家民营公司那里筹来约莫一亿元台币的资金，他们觉得搞芯片亏钱，风险偏好比银行和信托还要低。

这时，联电骑虎难下，但不得不勉力支撑。联电承担着一个天然的历史责任：

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证明芯片产业的盈利性质，完成民营化，以自身的成功，吸引岛内的资本力量投入到当局所看好的“新兴产业”。

危急时刻，联电董事长——一位垂拱而治的和善官员，通过了股改方案。联电在先在内部募了四千万，后又在电子所集资六千万，一亿元资金到手，联电终于解了燃眉之急。

搭班子

联电募资的实际状况，说明了一个事实，岛内只有真正做芯片的一小撮人相信他们事业的前途，联电可以依靠的，只能是电子所的老人。

1984年，工研院超大型积体电路实验工厂开工典礼

基于从电子所挖来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十多个年轻人，联电构建了一个充分授权、敏捷反应、单兵作战能力较强的组织。

联电的主管和员工坐在大小格局相仿的工位，挨的很近，凡做决策，在走廊一碰头，几人商量片刻迅速执行。每一层级享有充分的行动权力，除非出了问题要修正方向，平时自行解决问题。

甚至在芯片工厂中，联电的工人都比别家会的技能多的多，人均产值也要高。因公司推行“多能工”制度，鼓励产线工人学习多种工序，如此忙季可在不同工序中自由切换，缓解用工荒的问题。

众人通力合作下，联电快速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

1982年4月1日，联电开工投产，4月中旬，联电向外界交货，速度极快。

到了六月份，联电的销售业绩迟迟停留在五六百万元台币，从香港传来急电，主力产品——电子表芯片40％有问题。信息尚未核实真假，业务部紧急磋商后决定，假定客户是对的，当天六点前，众人聚在一起议定对策。

周末，品质部主管率人查验所有产品找出症结，一周之内，所有问题悉数解决。

马上，联电的技术水平快速超过了为它输送给养的母体——电子所，晶圆尺寸从三英寸升级到四英寸，可以多切割出将近900块芯片，良率也从25％升到60％，足足提高了一倍，综合算下来，联电的生产力提高了十倍。

尽管如此，到了年底算账，联电一年收入将近两亿元台币，却亏了7700万。外销至香港的低端消费电子产品，看来远远不能撑起联电的业绩。生意越做越亏，资本短缺的根源性问题再次缠绕着联电。

电话机市场“闪电战”

1983年1月初，联电派人赴美考察商机。

先前，美国电话机市场放开的消息传到台湾，大多数厂商将信将疑，在一旁观望迟疑。联电1982年的经营业绩不如人意，高管不得不到处嗅探，试图抓住扭转的机会。

创业初期的艰难环境深刻地塑造了联电的基因，使其成为一个经营风险偏好颇高的“赌客”。

熟悉芯片行业的岛内人士看衰这支年轻善战的队伍。

一位清大的教授认为，电子表和电动玩具都是过于成熟的市场，如果无法升级产品档次，联电离库存滞销就不远了。

但要搞新品，就要投入设计研发，联电在这个方面严重依赖电子所，因为离尖端水平差了至少十年时间，联电索性不研发了，直接外购知识产权，这一做法饱受诟病。

有人认为，联电像个跛脚鸭，设计非靠别人不可。一年达成盈亏平衡的财务目标极为功利，野心太大，是以损害长期竞争力为前提的，这样下去：

联电很可能会死掉。

但是联电必须以战养战。

在美国，通讯革命正在以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狂奔。美国的通讯设备支出一年增长9％，电话线路每年增加一千五百万条，电话机市场大有可为。

一月中旬，联电即刻向美国厂商订购了两千万元台币的测试设备，开始提前备货。

三月份，来自美国市场的大批电话订单涌到东南亚，零件缺货严重，联电早前做的准备收到成效。

到了八月，联电一个月取得一亿九千万元的营收，相当于1982年的营收总和。

通讯革命

毫无疑问，联电赌对了。

在1983年美国电话机市场的繁荣景气中，联电抓住了其中3／4的新增需求，占据了东南亚电话机芯片一半的市场份额。当年，联电营收突破十亿元，并取得三亿多的盈利。联电的民营股东开始认可：

愈快抓住机会的公司，愈能够发展。

芯片代工的商业计划

随着公司业绩的迅速增长，联电将越来越多的环节交予外包，水平分工的优越性逐渐体现。

营销本来就是外包的。联电业务部一开始只有两个营销人员，人数如此之少，联电不得不借助经销商的力量。

幸好也是依托了香港的分销网络，联电无需额外耗费人力管理，得以快速抢占市场，并随之构建了覆盖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多达数十个经销商的行销网络。

随着市场需求的井喷，装配也外包出去。

电话机芯片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在裸片外裹以黑胶，这一环节极消耗人力，短期内难以扩张，成为产能的关键制约因素。联电在一周内找到菲律宾的一家装配厂，一个月内产量增加了约120万片。

而对于最为关键的设计环节，联电也找到了方法。

本来，有很多美国公司将设计好的芯片委托联电生产，生产精密度高，技术要求复杂，联电被逼着往上提升，生产过程中不断精进，学了不少新的技术，制程也自主发展到1．5微米，超越了全球平均二到四微米的水平。

随着工艺水平的提升，联电也渐有能力承接美国华人委托的设计订单，在日本和香港地区之外，台湾地区也开始生产用于简单控制系统的8位元微处理机芯片（MCU）。联电在设计上广泛结盟的经营策略，有效提升了芯片工业的水平。

联电在分工上的深入尝试证明了一点：

芯片工业的各个阶段具备了分立与合作的特点，一个公司不必将芯片工业上中下游的设计、制造、测试等过程都一手包办，而应该从市场的供需状况和本身的长处，来衡量自己应该专精的那一部分。

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很自然能想到成立专业晶圆代工厂的点子。

当时，留学返台的海外华人先后成立了三家存储芯片设计公司，但因没有产能，必须将订单委托给韩国三星，产能受制于人，利润也低微，因此他们都向当局寻求资金上的支持。

当局没有这么多钱，因而有三种可行的方案：

扩大联电，广泛支持从业者；建立一个共用的厂房，各家集资、使用贵重设备；另成立一家专门的制造公司。

无论哪种方案，其实质都是在现有的芯片工业内发展出一独立的代工环节。

如果想抓住这次机遇，该由谁来担纲呢？

芯片代工的商业计划

1985年8月20日，张忠谋正式就任工研院院长。走马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回答“政务委员”李国鼎出的命题：

从美国回来三批华人，在新竹科学园区先a后建立了国善、茂硅、华智三家芯片公司，皆仰赖日本和韩国的工厂代为制造，利润被赚了去，也由此，三个种子选手都嚷嚷着跟政府要钱投资。

蒋经国考察新竹科技园

岛内的芯片产业，与临近的日韩越拉越远，危机逐渐浮出水面。

日本自不必说，在当时占据最大芯片市场份额的存储领域已经全面超越美国。在猛烈的价格战下，英特尔节节败退，管理层暂时还没有找到转型的方向。

韩国三大财团紧随日本其后，齐齐进军芯片制造领域，一出手就是十亿美元，几乎是岛内芯片产业投入的十倍。在每个周末，东京飞往首尔的飞机上坐满了年富力强的工程师。

反观岛内，联电一枝独苗，在1983年营收突破十亿元台币后陷于停滞，等到1985年上市，股价立即破发，媒体纷纷宣称“联电不来电”，证券交易所的官员打电话，让维护一下盘面，遭到回绝。

岛内的芯片产业，已经被精明的公众投资人下了“负面”展望，当局再无动作，这一新兴产业，恐胎死腹中。

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联电一早想出了芯片代工的点子，一年前派人去美国游说张忠谋，请他回来主持大计。

张忠谋的想法与曹兴诚契合。他来岛内不是一次两次，德仪在台湾地区的工厂，让他见识到岛内的优势：

重教、勤学、耐劳，从产线上的作业员、领班，再到实验室中的工程师，普遍具有较高的水平。

做一家专业的芯片代工厂，是有基础的。

除了曹兴诚和张忠谋，岛内抱有建一个芯片代工厂想法的人应不在少数。这是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想法，也是一个极易解决当局燃眉之急的办法。

但当局迟迟按兵不动，直到张忠谋接了工研院院长的公职，李国鼎才出面，让张忠谋做好一份方案，拿去见新任的“行政院长”。

台积电诞生

1985年8月下旬，来台没几天，张忠谋拿着两位职员花了两天两夜做好的资料，跟新任“行政院长”及“内阁”官员汇报。

为避免与会人士不懂行的尴尬，他特意绕开专业词汇，以大量图表和数字，详叙芯片产业大势，分析岛内应对之策。

简报完毕，举座叹服，“行政院长”当即指示成立一个由“财政部”、“经济部”等四个部会首长与张忠谋五人组成一个专项小组，负责工研院电子所的“大型集成电路计划”。

1985年张忠谋参访台湾清华大学时与岛内技术官员留影

当局以前所未有的规格、力度和速度，再一次发起了对芯片产业的冲击。

在上一次联电的尝试中，三十三岁的曹兴诚误打误撞担起了天降大任，在知之甚少的蛮荒世界横冲直撞，虽趟出了一条路，但不能令当局满意，老练的技术官僚，或许只把他当作一个差强人意的候选人。

这一次，五十四岁的张忠谋带着早已规划好的路线图，初来乍到就获取了岛内的最高政治信任，他抓住这个契机，急切地往前推进：

8月，简报获“行政院长”肯定，9月，“行政院”汇报，10月，组织架构出炉。

到1986年，官营的“大型集成电路计划”还在行进当中，张忠谋已开始做民营化的准备，到处找资本。

“行政院长”认为，只有吸引到一家国际大厂的投资，岛内的民间资本才会对投资一家芯片产业的民营公司感兴趣。

早在岛内设厂的飞利浦是有意思，张忠谋认为该厂气势太盛，便去信十几家美国公司诚邀入股，鲜有回信，最后只有英特尔和德仪两家愿听简报，听完之后都摇头说不。

美国的芯片产业界，竟然没有一个知音！那只好接受飞利浦的入股与技术合作了。

搞定了一个外商，张忠谋开始率队说服民间的投资人。

岛内的民营企业多是行事保守的产业资本，对于新兴产业投资格外谨慎。他两个月内去了三次台塑，早上四点陪王永庆跑五千米，在食堂吃牛排，对连珠炮般的问题一一应答，最终获得这位“经营之神”的肯定，投资额却只有区区两亿元台币，只是整个计划的一个零头。

好在，民间资本普遍碍于当局的情面，催促之下，不得不表示。零零散散的几千万元台币汇集起来，成为张忠谋芯片代工计划的启动资金。

1987年2月，经过半年冲刺，“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之后改名为“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积电）成立。

与联电类似，台积电也沿袭了“电子所技术研发～民营企业技术转移～产品量产推广至市场”的路线。不同之处在于，台积电成立之时，正是东亚地区芯片产业的关键时刻，香港的记者、韩国的官员和财阀的干部，都想方设法刺探军情。

不过，对台积电成立最感到不安、紧张、甚至些许恐惧的，是岛内芯片产业的领头羊——联电。

在张忠谋统领的所有公司的下属中，曹兴诚是唯一敢跟他开玩笑的，两人在一块时有说有笑。但当他察觉到危险，立刻做出一连串敏捷的反应。

双雄斗

台积电股东签约典礼前两天，联电召开临时记者会，宣布将增资六十亿元台币，另盖新厂，并发言称“新公司”不应享有任何特权。一时间，报纸上到处是联电向台积电发起挑战的新闻。

依常理而言，更先进的技术、更高的产能、更新的设备，意味着台积电能够很容易自上而下挖联电的墙角，吸走其人才，抢走其市场。

但要说“公平竞争”，产业政策从来就不是公平的，一旦技术官僚对某个经营者抱有更多的政治信任，这天然意味着此人拥有了胜于别人的优势。

当然，所有产业政策的初心，都是以增强总体实力为目标，以服务总体福利为宗旨。在台积电成立前，张忠谋到处宣扬：

新公司纯粹是帮各半导体公司代工的工厂，没有自己设计的产品，不跟任何人竞争，也欢迎任何人来共同使用大型生产设备。

张忠谋这样讲，没人相信，对于台积电与联电的争斗，观察者狐疑满腹，没有特别的倾向。

一方面，他们注意到飞利浦在台积电占了四成的股份，对于外商本能警惕，相较之下，联电成了“民族工业代表”。

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联电作为近五年来岛内芯片工业的领导者，是“既得利益者”，公开斥责台积电，无非是排挤对手的正常行销策略。

实际上，不管是“民族工业代表”，还是“既得利益者”，联电建新厂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一开始建的厂，产能早已满了，联电本打算在1985年再盖一座，但是碰上牵头此事的“经济部长”被弹劾下台，无疾而终。

近两年暗流涌动，不少新厂蠢蠢欲动，追赶者好像一夜之间从地下冒了出来，再不扩产往上走，联电将处于不上不下的位置。

没有当局的资助，联电决定孤注一掷，把几年间赚来的利润先行投入，增资建厂。

张、曹同台，笑里藏刀

对此，一位观察者评论到：

困兽之斗。

陷入困境

外界高估了台积电诞生对于联电的影响。在成立之后的三年时间，台积电并没有对岛内市场产生冲击。其中的原因，在于联电和岛内的市场结构是相匹配的。

大家都停留在简单的消费电子产品，用联电三五微米制程的设备已是足够，若用台积电1．5微米的高档厂房，成本会增加不少。

岛内的电子工业初成长，大多是价格敏感性的，自然不敢用贵的。于是，台积电在岛内的存在遗世独立，仿佛置身事外，从业人士只是从报上读新闻，没什么人真正了解。

张忠谋对岛内的解释，是定位不同。他说，台积电成立的初衷，是将芯片工业的水平往上拉，追韩超日赶美，技术制程推进始终较联电为快：

台积电每一步都领先联电。

也正是因为步步领先，岛内少有人用得起，张忠谋将市场开拓的眼光放在了海外，尤其是美国，与之匹配的是岛内罕见的外商高管班底。

他在美国设了一个办事处，聘了一位家住佛罗里达的老美，每周往返硅谷办公。他与此前在美国的同僚和下属频频交流，终于找到一位认同理念的美国人驻扎于岛内。这些人来到台湾，看到从电子所出来的一群年轻人生龙活虎，飞奔于厂房，大为惊诧：

最近一二十年，在美国已见不到这种节奏的工程师！

尤其是在1988年。这一年，岛内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出奇的乐观，几乎没有哪个上班的人能够无视。

但是台积电的年轻工程师们通宵达旦，很快吃透了外商大股东飞利浦的技术。电子所培养出来的六七十位青年才俊，成为台积电的基本班底。

工研院超大型积体电路（VLSI）厂房，于1987年公开招标租予台积电，是台积电发展最初的起点

但是在外界看来，美国高管与本土工程师的矛盾无法调和，“人和”是台积电面临的最大挑战。前者领着优渥的薪金，进退自如，后者从电子所出来创业，工资不高，风险倒很大。长此以往，情势必然紧张。

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美国高管在开拓市场上迟迟没有进展，本土工程师整日提心吊胆。

美国的一位业务代表干了一年多，没有带进一个客户，到了台湾，只是向张忠谋竖起大拇指，说他战略正确。总经理因家人无法适应岛内生活，不到一年就交上辞呈。

老美折腾了一番，台积电唯一坚挺的客户，竟然还只是电子所。本来成立时设想满足的三个岛内客户，要么生意萧瑟，要么订单依然留在日韩。

没有稳定的大宗订单来源，本土工程师自然感到不安全，对于大股东飞利浦的戒备之心也日渐增强，就怕成为其下的一个卫星厂，完全失了自主性。

于是，岛内芯片产业的明日之星台积电，陷入了一个难解的困局：

资本市场不信任，台塑趁着股市大泡沫的行情，在成立第二年即抛掉股票；总经理难产，在第一任老美总经理走后，后继无人；销路打不开，没有得力干将跑美国市场，销路怎么打开呢？

1990年的圣诞节，张忠谋和两位下属坐在办公室里，三人面面相觑，心情沉重。将至年尾，他已经知道，台积电今年又是一个亏损的年份，奇迹不会在未来六天发生。来年如何找米下锅呢？这个问题目前还没什么思路。

英特尔与德仪都不看好的代工之路，会有未来么？

起死回生：美式文化的建立

1988年，英特尔CEO安迪·格鲁夫到台访问，临时决定去台积电走一遭。

张忠谋和他聘来的美国职业经理人此前与英特尔颇有渊源，但没有合作。台积电这次抓住机会，在张忠谋的强烈攻势下，格鲁夫答应部分业务转与台积电，但需通过公司的质量认证。

那时，国际上还没有推行统一的ISO质量标准，英特尔的认证，基本相当于一张畅通无阻的国际认证书。

外包的芯片生产环节两百多道，英特尔派人逐一检查，一道通过才到下一道。两百多个问题如杨絮飞缠，令人烦躁，年轻的工程师不服，提出异议，但是美国人绝不松口。他们只得二十四小时倒班攻关，最终拿下英特尔的单子，发现还得亏本做买卖。而且日后如换机器与工艺，均需经过美方的事先批准。

这当然是一笔不划算的生意，但台积电买来了英特尔的认证。

到了1991年，芯片产业的景气开始爆发，美国的大型芯片厂商受英特尔的示范，纷纷将生产订单交予台积电。在接下来长达十年的超级芯片景气周期中，台积电势如破竹，成为芯片代工产业的王者。

1990年代的巨大成功，与创立前四年的惨淡经营，形成鲜明的对比。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台积电取得了几乎所有美国大公司的信任，业绩如火箭般一飞冲天。

台积电的成功，是美式企业文化的成功。

张忠谋坚持招徕美国的职业经理人当总经理，除引荐英特尔CEO等外籍高管来访，更意在建立一套全美式的企业文化与管理制度：

经营体制上是美式的。财务上不做矫饰，会计上遵循最严格的标准，人事上由制度确定职级与薪水，甚至语言上，也由专职的英文顾问培训公司上下，邮件、备忘录与高阶会议，统统说英语。

技术创新上是美式的。在成立的第一年，为了节约成本，台积电发明出将晶圆装入一个密封小盒的技术，如此，只需维持盒子的无尘环境，而不必使整座工厂全然无尘。后来惠普、IBM等美商前来参观，纷纷将此法学去。

商业原则是美式的。对同事诚信，时间表到期，就应当办完；对供应商绝无优待，即便找到张忠谋，也只是依照价格和质量办事；对客户严守承诺，说是多少天的交期，便不会允许一天的迟延。

服务模式是美式的。台积电的大多客户地处一洋之隔的美国，沟通多有不便。但他们每天一坐到办公室，只需打开电脑，就可以看到晶圆加工进行到什么阶段，给业务代表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下达修改指令，拿到台积电当年发布的未来五年技术路线图，就可以了解自己的产品有哪些技术在未来可供配合。

台积电成为美国芯片业大厂御用的“虚拟晶圆厂”。张忠谋甚至设想，既然台积电的工厂就是“客户自己的工厂”，那么，让他们知道成本多少，加工利润几何也是自然。

公司业绩是美式的。台积电执着于对先进制程的追逐，对良率的提升，对交货期的压缩，层层极致压榨之下，公司的利润如甘蔗上的糖水源源不绝，令公众投资者感到惊喜。

成果分配是美式的。无论是从美国负笈归来的博士经理人，还是岛内的土鳖工程师，抑或高中毕业的作业员，都享有认股分红的权利。

那些作业员手中拿着价值一辆宝马汽车的晶圆，工作价值丝毫不逊于身边的工程师和经理人，因此平时业务讨论，三者地位平等，同等参与。

但有一样不是美式的，那就是张忠谋与台积电的关系。

台积电是张忠谋以美式文化高度规训后的产物。美式的文化制度适用于岛内，削足适履，中国人难受是正常的，如果没有他坚持形式上的照搬、实质上的贯彻，并经三十年的坚持，一个东亚地区的高科技企业，落后于战力凶猛的对手，几乎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自然而然地，张忠谋成为台积电那个严厉的父亲。

对于求媒的合作者，他一概拒之门外，坚持独资，自主发展。

对于日后接手的经营层，他延续了在工研院的操切，犹如一个少林严师，描绘力追英特尔、三星的愿景，教授日常经营的准则，指出数据资料的错误，逼着所有年轻的管理者去思考，去自己找答案。

对于日常执行的基层员工，他主张各司其职，分工严密，专业至上。

张忠谋

于是，台积电成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却又高速扩张的中心化组织，在岛内企业中鹤立鸡群。

为应对这一庞然大物带来的严重挑战，联电做了两手准备。

一方面，树立“分红入股、禁用亲属、届龄退役”三大准则，使联电初具现代管理的模型。

另一方面，联电没有美国的经验，也缺少足够的人才，组织如细胞分裂般扩张。联电从员工中物色优秀的候选人，资助其开荒拓土，成立联咏、联发科等芯片设计公司，以为联电屏障。

由此，逐渐形成一个去中心化却又紧密联结的集团，芯片产业界称之为“联家军”。

台积电与“联家军”，中心化集权组织与去中心化分权组织，两类形态截然不同的组织，成为电子工业商业史的主角。

一场波澜壮阔的双雄斗的戏剧，刚刚拉开帷幕。

       原文标题 : 官员与枭雄联手，把糖岛变成了硅岛！｜中国芯片往事